基本上是浙江瑞安人的，普通服装，基本是浙江乐清、永嘉人的，低压电器，是浙江乐清人的。山东人出来，主要是做蔬菜贩运的，北京市场上的蔬菜，85%来自山东，而山东寿光县一个县的蔬菜，就占了80%，寿光人中，一部分人做长途贩运，一部分人做批发，还有一部分人做大的零售户。”

    袁岳也没忘了谈到北京的安徽民工：“北京摆摊的小菜贩中，安徽人比较多，安徽人大部分做的都是比较末端的生意，比如水电工、家庭中的低端装修工。因为家庭装修，安徽人接不了大单子，只能接小单子，而家庭中的高级装修工，通常是江苏南通人做的比较多。”

    那么，老范的“安徽人不适合做生意”的观点是否得到了证实呢？

    我采访过的专家大多数认为，某些地域的农民工相对集中地从事某类职业，这个现象也许更多地与农民工进城找工作主要靠亲友、老乡介绍的特点有关，与中国人独特的“地域文化”或“圈子文化”有关，而与“某某地方的人天生不适合做某某事”关系不大。

    然而，尽管中国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尽管进城农民在城里经商、务工、甚至捡破烂的收入都会超过在家务农，但他们在城里的工作条件和所受到的待遇，却并不一定好过农村老家，他们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他们原先难以想象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在老“世界工厂”英国，金发碧眼的“农民工”曾经付出过血汗、甚至生命的代价，二百多年后，在新“世界工厂”中国，黑发乌眼的农民工们也不例外。

    我曾经去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煤炭生产重镇纽卡斯尔，参观过当地一家城市历史博物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家博物馆展览的工业革命时期历次矿难事故中死亡的矿工花名册，花名册详细记载了死难者的籍贯、性别和年龄，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英国农村，许多死难者是童工，年仅十五、六岁。

    英国建筑史学家丹·克鲁克香克（Dan Cruickshank）曾经如此描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进城农民的工作状况：“毫无疑问，新兴工厂中的生活非常艰辛，而且高度纪律化。例如，在当时的一些工厂中，童工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3个小时，而且昼夜轮班。当工厂主对利润的追求变得至高无上时，当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工人利益时，雇主的剥削常常变得非常极端，工人的工作条件常常变得极为糟糕，特别是在艰苦危险的采矿业中，情况尤为恶劣。”

    本报曾在去年发表过“全球城市化系列报道”，介绍了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充满了血汗和眼泪的历史与现状。“几百年来，一种无情的发展逻辑，推动着人口向城市集中。”本报记者艾伦.贝蒂题为《人类是怎么成为城市动物的？》的主打文章这样写道，该文如此描述了英国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英伦三岛包含三种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模式。在英格兰，这种迁移是渐进的，而且相对不那么痛苦：小型租赁农场的所有者们的‘圈地’和将公有土地变为更大企业的过程，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而16世纪及17世纪的君主们曾努力减缓这一过程，以安抚抗议的村民。后来，当工业化在纺织及其它行业创造出更好的就业机会时，农村人口往往自发地迁至城镇。而在苏格兰，这种迁移经常是野蛮而突然的，如始于18世纪的苏格兰低地和高地清除——强迫佃农迁走，为规模更大、产量更高的农场让路。格拉斯哥和爱丁堡被贫困的难民所淹没。在爱尔兰，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实际上不啻为一次有计划的屠杀，即便并非有意为之——19世纪中叶发生的饥荒和土地掠夺，给利物浦、波士顿和纽约带来了大批移民。”

    如何评价城市化的这种痛苦、甚至残酷的代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是微观、宏观的视角不同，文学家、史学家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