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英国作家狄更斯描述了伦敦贫民窟的悲惨状况，让人更多地了解到城市化的负面代价；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却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揭示了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效应：长期来看，西方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体力劳动者，至少是后来那些发达国家中的蓝领工人，他们托了工业革命之福，享受了此前人类历史中所有“苦力”们根本无法想象的物质“红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则以“倒U字型理论”解释了工业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差距通常会先扩大，然后会逐步缩小。不过，即使是东西方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对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评价，也不尽相同。

    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也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那些不良矿主对待来自农村的中国童工的手段，其野蛮、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弱于二百多年前的英国资本家。围绕着如何消灭这类黑暗现象，中国传媒、学者和民众又展开了新一轮激烈的争论。

    其实，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这类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歇过。在广东、在海南、在北京、在上海，我曾与许多报道农民工问题的记者或研究农民工遭遇的学者聊过中国进城农民的命运，那时山西黑窑奴工事件还未被媒体曝光。但他们讲述的故事，其令人唏嘘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山西的故事逊色。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改革户口制度，不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差别、消除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差别，那么，农民工的命运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些令人唏嘘的故事还会照常发生。

    我也对他们谈起过我在深圳街头认识的那位拾荒者老范的人生遭遇，他们的反应几乎是相同的：“我们所听到的其它故事比老范的遭遇更辛酸！”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我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许多进城农民都难以摆脱这种宿命：青年进城卖苦力，中年进城卖破烂，老年进城去讨饭。

    老范说，迫使他从“卖苦力”转为“卖破烂”的关键性因素，是他在海南的一段经历。

    “听说去海南搞建筑好赚钱，我就和几位安徽老乡从温州跑到了海南。”老范回忆说，“但没想到，去海南容易，出海南就不那么容易了。”

    老范停顿了一下，望了望在附近工地干活的农民工，然后接着说下去：“在海口，我和老乡跑了好几个建筑工地，都是干完活没拿到钱，或者拖了好几个月才拿到很少的钱。后来干脆没活干了。在温州挣的钱也都花光了，我和老乡只好睡在工地、睡在桥下、睡在街头。那时，我好想离开海南，但我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老乡找不到活干，无聊之中来到了海口假日海滩，我们隔着琼州海峡，遥望对面的大陆，老乡告诉我，对面模模糊糊的那一片陆地，就是广东的雷州半岛。我也看到了，但心里好难过：呵，这么近，看得见却过不去……”

    老范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他后来是怎么跨越琼州海峡，回到大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