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农民工，但我来自农村。”听完我这次中国之行的采访题目之后，他首先向我声明。

    他叫严仁杰，我采访他时，他还是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本科四年级的学生，这篇文章发表时，他可能已经开始工作了，而且是地道的“白领”工作——当时他就告诉我，上海张江高科技工业园区的一个企业已经与他签了聘用合同。

    但我还是决定要采访他。就是因为他来自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

    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也包括农家子弟进城读书、留城工作。中国恢复高考至今已经30年，通过上大学这条路实现自身城市化的农家子弟肯定数以百万计，然而，人们一谈起城市化，就联想到农民工，很少有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些在大学读书的农家子弟，似乎自从他们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与“农”字无缘了。

    但严仁杰毫不避讳他的农村出身。他说，他上大学的部分费用，就是靠两个姐姐出外打工赚的钱资助的。谈起家乡，他的语调中、眼神里，显然带着一种眷恋、一种神往、甚至一种惆怅。

    他的家乡在安徽，地理位置非常奇特，位于长江中心的一个江心岛上。“岛上有一个乡镇，七个村子，原来居民有一万三千多人，98年发大水，差点儿把岛冲垮了，很多人都移民，搬走了，搬到岸上去了，现在岛上居民只有八、九千人。”在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食堂里，严仁杰对我如此描述着他的故乡。

    “我们村里生活提高的节奏蛮快的。”他的安徽口音很重，而且语速极快，“我小的时候，衣食不保，现在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生活达到小康了。”

    “那主要是靠农业，还是靠其它副业？”我很好奇。

    “农业占的比例很小，主要是靠孩子在外面打工挣的钱。”

    严仁杰回忆说，上高三时，他开始意识到要努力学习：“我那时有很多想法，我想，即使我考不上大学，我也要做一个农民工，去城市里去谋生。那时我对科研比较感兴趣，决心考上一个全国重点大学，所以那时我学习很刻苦。”

    但严仁杰很爱他的故乡，因为他童年的许多回忆都与这个江心岛联系在一起。他不无伤感地说，他梦牵魂绕的故乡，今后可能会消失，因为小岛经常受到长江洪水的威胁，政府打算把岛上所有居民都迁到岸上去。

    “村里老人都不愿意走，他们祖祖辈辈住在岛上，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但即使政府不强迫搬迁，岛上最终也会没人的。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了：他们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有的人在外面成了家。”严仁杰长得很秀气，瘦瘦的，带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光看长相，猜不出他是农家子弟。

    “你也会在外面成家吗？”话说出口，我又有些后悔。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最近，我在伦敦远郊家里的电视出了故障，我便打电话让人来修。

    预约上门维修的时间到了，两位操着蹩脚英语的技工敲开了我家的门。维修工作结束后，我们随便聊了起来。两位技工来自波兰，年龄大的大概30来岁，已经在英国工作了四年，年龄小的只有20岁出头，刚来英国一个月，是赶着波兰加入欧盟后兴起的新一波出国打工潮来到伦敦的。

    “你们在波兰时就认识吗？”我好奇地问。

    “他差点儿成了我的brother-in-law（中文“妹夫”之意），”年龄大的那一位笑着说，然后朝年轻的那位做了个鬼脸，“但他不喜欢我，所以我们没有成为亲戚。”

    我告诉他们，我刚去了一趟波兰首都华沙，玩得很高兴。

    “是吗？我还没有去过华沙呢。”年长的那一位一边拆卸电视顶端的数码调台盒，一边心不在焉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