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们二位来自哪个城市？”我有些诧异。

    “我们都来自农村，一个村的。”那个小伙子用波兰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波兰加入欧盟之后，来英国打工的波兰人越来越多，街头上、火车里、商店中、吧台前，你随处都能听到波兰式英语，这些波兰打工者不仅有“波兰乡下人”，也有许多受过很好教育的“波兰城里人”。全球化模糊了移民输出国的城乡界限，穷国整体成为世界的“农村”，富国则成为我们这个因全球化而急剧缩小的星球上的“城市”。

    我又想起了我最近的德国、波兰之旅。在柏林至华沙的夜行火车上，我遇到一位英语颇为流利的华沙青年，他在德国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但选择留在德国工作，只是每个星期五晚上，他会乘坐这趟夜行的列车，回家与父母共度周末。

    “如果我在华沙工作，我父母在柏林，我就花不起这个钱，每周与父母团聚。”我们在卧铺车厢的走廊里聊天时，他对我这么说，他戴的近视眼镜的镜片，反射着火车所途径的一座德国城市闪烁的灯火。

    他告诉我，波兰加入欧盟后，大批青年跑到西欧国家打工，波兰劳工短缺，许多波兰公司甚至不得不去印度等南亚国家招工。他还说，历史上，波兰一直是移民输出国，著名的波兰人大多流亡海外，如音乐家肖邦、化学家居里夫人、电影导演波兰斯基等等。说这些话时，他的口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我也向他讲述了今年五月份我的中国之行。听到我采访过的形形色色农民工的遭遇，他很感兴趣，提了许多问题，我还很费劲儿地用英语给他解释“农民工”这个中文词儿的确切含义。

    “我也是一个国际农民工。”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其实，在地球上穿梭的这支日益膨胀的“国际农民工”大军中，也有不少中国人的身影。他们也许是广东、福建的农民，也许是东三省的下岗工人，也许是学成之后留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工作的北京、上海的前留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是“国际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

    然而，由于国界的存在，寻找更好生活的中国人，还是更多地被限制在中国境内流动。尽管如此，全球化的影响在中国依然无处不在。因缘际会，中国赶上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千载难逢的机遇，顺势成为“世界加工厂”；里应外合，原来就在寻找更好生路的中国农民，冲破种种制度的阻碍，进厂打工，进城谋生，天、地、人三大元素，共同在中国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

    如果有人问，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重大的变迁是什么，过去我也许会选择辛亥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等政治变迁，但如今我会选择发生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这一进程未曾经历改朝换代，也未曾闪现刀光剑影，但其意义却极为深远，因为只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变化，才是最为深刻、最为实质的变化。

    我这次中国之行所采访的许多学者，也高度地评价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远意义——

    曾经主编过六卷本研究专著《中国移民史》的上海学者葛剑雄告诉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必然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

    “我觉得，城市化进程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要经过的。”北京学者茅于轼则这样开始回答我的提问，“农业的产出很低，所以要致富，必须靠非农业。中国的特点是，这个过程进行得非常快，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快，中国的农民比例也非常高，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中国科学院-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