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引用了一串统计数字，向我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史无前例程度，“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所以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我个人认为，中国农民工流到城市来，他们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怎么评估都不为过，”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彭希哲对我说。彭教授还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一场文化、知识的启蒙运动，因为一亿多农民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他们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和创业理念……在整个过程中，政府没有花钱，却完成了对一亿多农民的再教育，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则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益于全球化。“有人说，我们中国的钱都给人家外国公司赚走了。但我们自己赚了多少钱？我们之前一无所有，我们参与进来了，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好处。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么多人得到了就业机会。就因为那么多人有就业机会，所以那么多的行业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整个中国的供应链才能成长起来，所有的行业才能成长起来。深圳、东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深圳、东莞这么有钱，就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不管是好还是坏，无论是福还是祸，反正迄今为止，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已经把地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变成了“城市动物”，也使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据胡鞍钢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那时中国的“城市动物”将在9亿到10亿之间。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在给Ft中文网撰文时，则呼吁中国各级政府顺应这一城市化浪潮，加快改革二元户籍制度的步伐，让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永久性迁移。

    然而，不要忘记，相比起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人类开始从“乡村动物”进化为“城市动物”，大概只有短短200多年的历史。1800年，我们这个星球上仅有3%的人口住在城市里。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更短。1900年，中国的“城里人”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0%，一直到改革开放启动前的1977年，80%以上的中国人仍然还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星球的什么角落，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不远的祖先，都来自农村。

    父亲生性鲜言寡语，很少跟我谈心。这次我去中国，在采写“城市化系列报道”的间隙，回了一趟家，探望已年过八旬的父亲。

    有一天，不知始于何处，父亲与我谈起了他的少年。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农民出身，19岁从戎之前一直在家务农。但那天他告诉我说，他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几乎没干过一天农活，家贫供不起他念书，务农又无法贴补家用，于是，他小学没毕业就去县城一间杂货铺当小工，一直干到从军。

    一时兴起，他还讲了我只见过几面的爷爷的人生。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年轻时赶上了胶东老家“闯关东”风气正盛之时，死守穷乡的人是要被人嘲笑的，于是，爷爷也加入了清末民初的那波“民工潮”，去东北讨生活，一路打工过去，最远甚至“闯”到了海参崴。

    我是第一次听到父辈、祖父辈这么久远的故事，我也是第一次彻底搞清了我的来源：虽然我本人出生在北京，求学在上海，后来又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和英国首都伦敦生活过，可谓地地道道的“城市动物”，但追本溯源，我也来自农村，我也有农民的基因，只不过，我血液中的“城市化冲动”，至少可以追溯到我爷爷那一辈儿。

    也就是此时，我忽然搞懂了严仁杰为什么对“你也会在外面成家吗？”这个问题笑而不答。

    我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