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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郗鉴与京口的经营
造分别结合。江左的几次叛乱,情况就是这样。建兴元年(313年)吴兴周玘谋反司马睿,与之同谋的是镇东祭酒东莱王恢。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反叛,吴兴沈充起兵响应,同郡钱凤为王敦谋主。王敦在请诛刘隗疏中,诉隗“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一事,其所“普取”的应是江南士族豪强地主的佃客,因为侨姓士族的佃客是没有“旧名”可检的。王敦既为南士争利,所以就有南士沈充、钱凤之辈支持王敦。另一方面,南士站在东晋朝廷一边的,人数更多。《晋书》卷七六《虞潭传》:“王含、钱凤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会稽余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孔但亦曾在会稽起兵。这都是南士用武力支持司马氏政权之证。总之,东晋朝廷有事,往往牵动三吴;建康内战,三吴就会出现东方战场。《通鉴》太宁二年(324年)沈充司马顾飏说沈充,有“并东西军之力”之语,胡注曰:“东军谓沈充军(案起自吴兴),西军谓王含、钱凤等军(案在建康附近)也。”叛军有东西军,东晋官军同样有东西军。

    在这种背景下,苏峻乱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别称为东西军的东西两个战场。东方郡县,一方面有人暗降苏峻,反对东晋朝廷,如《王舒传》所说“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应贼”;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东晋郡守,兴兵讨伐苏峻,抵抗苏峻东来。《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峻〕乃以蔡漠为吴国内史。谟既至,与张闿、顾众、顾飏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吴国义军之起,主要得力于顾众、顾飏兄弟。《晋书》卷七六《顾众传》:“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前临江将军张悊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悊,悊从之。众乃遣郎中徐机告谟曰:‘众已潜閤家兵,待时而奋……’”。同传临平人范明“率宗党五百人”,合顾众等军凡四千人,进讨苏峻部将张健。丹阳义兵则为张闿、陶回所聚。《晋书》卷七六《张闿传》:张闿本孙吴张昭曾孙,世居丹阳,遂为丹阳人。苏峻据建康,“使闿持节权督东军”。张闿既与顾众兄弟组织吴国义兵,又与陶回共督丹阳义兵,并以米谷济郗鉴军。《晋书》卷七八《陶回传》:陶回,丹阳人。苏峻起兵,“王师败绩,回还本县收合义兵,得千余人,并为步军,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峻将)韩晃。”吴兴义兵由太守虞潭所聚,虞潭家憧尽遣为兵。

    上引《张闿传》张闿受苏峻命“权督东军”,此东军大抵指东方诸郡原有的郡兵。《晋书》卷七六《王舒传》:“峻闻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诸弟以悦东军”,此东军则指南士所聚义兵。这两者都是东晋东方战场的军队。

    由于东方各郡义军纷起,乃有陶侃以王舒监浙东诸军事,虞潭监浙西诸军事,均受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郗鉴节度之命。

    江左内战中东方战场的存在,说明南士在本籍既易招合部曲家兵,又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东晋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吴,南士的力量就能为东晋朝廷所用,三吴就能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这对于巩固建康,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所以郗鉴都督东南八郡,既是为了抵御苏峻的需要,又是为了东晋长期的战略需要。

    (二)会稽——三吴的腹心

    三吴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还有经济上的原因,这就是建康的粮食供应,建康以下长江两岸军队的给养,都要仰给三吴。

    《舆地纪胜》卷七“丁卯港”注引《舆地志》:“晋元帝子哀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东晋琅邪王司马衷镇广陵,在建武元年(317年)六月至十月,丁卯埭即此年所开,今镇江市东南郊运河沿岸有丁卯桥,当是古丁卯埭所在处。广陵军粮,赖三吴所产,经运河北出京口运来。苏峻乱时,江南漕运断绝,因而据广陵的郗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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