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平陈，并废。盖六朝都建康，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也。”

    破冈渎处山岳丘陵地带，在不长的距离内设十四埭，七上七下，过埭通常要靠人力、牛力牵引，所以舟行非常困难，也难保证经常有水通航。东晋南朝史籍，常有关于破冈渎的记载。《世说新语·规箴》：“贺司空（循）出，至破冈……。”《真诰》卷一九注：“吾与王灵期同船发都，至顿破冈埭。”《宋书》卷四《少帝纪》及卷四三《徐羡之传》，均谓少帝于华林园开渎聚土，以像破冈埭，率左右引船唱呼为乐。《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劭遣人“决破柏（案此字衍）冈方山埭，以绝东军”。《梁书》卷三三《萧恢传》：“三吴多乱，高祖命恢出顿破冈。”齐、梁二代，陵寝都在丹阳，梓宫转运，谒陵去来，均得循破冈渎。

    大体说来，破冈读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吴会与建康之间的人员往来，信息传递，使栖迟东土的门阀士族人物能与朝廷保持较便当的联系，甚至军队调遣也可循此道而行。但是由于河道条件的限制和官府特权的阻碍，行旅商货恐怕难于有此方便。《南齐书》卷二一《竟陵王子良传》，谓台使徽求急迫，威福自行，萧子良谏曰：“破岗水逆，商旅半引，（台使）逼令到下，先过己船。”水小且急，既不能并行船舶，优先过埭之利自然归于官府。因此，要想依靠破冈渎解决大宗物资转输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吴会粮谷漕运，还须取道京口。所以东晋时一旦京口附近被扰，京师粮谷即告恐慌。这也可以说明，破冈渎作为交通路线，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只能起辅助作用。建康、会稽间真正的转输枢纽，仍然是京口。前引《吴录》“故船行不复由京口”及《读史方舆纪要》“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之说，都不免是夸张之词，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四）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

    京口虽然据有建康与三吴之间的枢纽地位，但是魏晋时期，京口以至晋陵一带还是非常贫瘠的地方，莽莽榛榛，野兽出没。三国之初，孙权常来此游猎。《吴志·孙权传》建安二三年（218年）“权将如吴，亲乘马猎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张昭传》昭谏阻孙权猎虎，猎场当即此处。京口东南，太湖西北，孙吴时是毗陵典农校尉的屯田区，可知其地人户绝少，土田未垦。西晋罢屯田为郡县，始于其地置毗陵郡，东晋改晋陵郡。

    晋陵地薄，远不如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说：“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秽恶。”《太平广记》卷二九三引《搜神记》，谓京城“甚多草秽”。官吏为了增加垦田民户，注意兴修水利。前述陈敏开练湖，张闿开新丰湖，都在这里。据《世说新语·规箴》注：时人名新丰塘为富民塘，丹阳葛洪有《富民塘颂》之作。《北堂书钞》卷七四引《晋中兴书》谓新丰塘“方九十四尺”，颇疑塘能“富民”，必不如此之小，可能有误字。练湖的功能主要是调剂运河水量，所以灌溉效益也可能不大。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有封锢山泽之禁，赃一丈以上弃市。山泽可封锢，当指荒山野泽未曾开发者而言，京口封锢山泽严重，可知是生产很落后的地方。侨居京口的刁氏于刁协死后家道衰败，咸康中尚为贫户，由于货殖为务，至东晋未年已是田万顷，奴客数千的巨富。田至万顷，当是陂田、草田之属，也就是刁氏本传中所说“固吝山泽”所得，说明其地荒芜，而不说明农业发达。到了南朝，任防《述异记》犹谓毗陵多虎。《太平御览》卷一七零引《舆地志》说“丹徒界内土坚紧如蜡。谚曰：‘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直到南宋汪元量《京口野望》诗，尚有“南徐白昼虎成阵”句，见《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就是这荒芜贫瘠的地方，西晋末年以来，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范阳祖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