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湘军颇有类似之处。

    19路军的最高领导层实行三位一体，表面掌军的是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其中又以蔡廷锴负实际军事责任，而其影子领袖却一直是陈铭枢。

    陈铭枢对19路军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孙科内阁风雨飘摇，陈铭枢倍受打击。内部政坛既然失意，对外就颇思振作，被他寄予厚望的就是从小看到大的19路军。

    陈铭枢的情绪正好跟19路军的官兵契合起来。在调到京沪线之前，这支部队在江西“剿匪”，徒劳无功不说，还损兵折将，弄得大家灰心丧气，都觉得打内战无前途。

    当时由于“九一八”事变敲响了警钟，国人继“济南惨案”后，再一次意识到“勇于内战和对外不抵抗的耻辱”。19路军驻防上海，亲眼见识了日本浪人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扬跋扈，官兵更是咬牙切齿，“深恨日本的横暴”，几乎人人都有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念头。

    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19路军领导层就已经预感到日军可能要向上海进攻。

    他们进攻，我们怎么办？

    坚决抵抗。

    别的说的，东北军的例子就在那里。你不抵抗，东北就丢了，更严重的是，军人的尊严和价值也没了，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再扛枪打仗。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我们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第二条是郊区的真如和南翔，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大家最后不约而同的都是选第一条。

    为什么？

    我们有守上海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也讨便宜。

    19路军的这几个头都是枪林弹雨里过来的，知道扬长避短的道理：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正是这个抵抗线的选择，为“一二八”会战打响头炮奠定了基础。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大家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一百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行政院长孙科自个都快急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碴，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19路军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廷锴随后签发淞沪抗战的第一道秘令，规定一旦日军发动正式进攻，驻闸北的78师（区寿年师）必须就地坚决抵抗。

    军人抗御外侮乃职责所在。政客们的态度又如何呢？

    蒋汪合作

    此时的孙科别说抵抗，他连自己都快保不住了。

    在此之前，孙科内阁继东北军攻占锦州后，刚刚又经过一轮风暴，正所谓一波方过，一波又起。

    这一轮风暴还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