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吴铁城叫来，以中常委的身份“建议”他接受日本提出的四项条件。同时，他们对陈铭枢与19路军的关系也十分清楚，转过脸来，又借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口，以防止19路军与日军“摩擦生火”为由，“提示”将19路军调离上海，由宪兵第六团接防。

    这一榔头下去，连敲两个人：陈友仁和陈铭枢，而最后重量又都落到了可怜的孙科头上。

    抗日问题，再一次悲哀地沦落为政客们权力斗争的工具。

    19路军当然是坚定地站在陈铭枢这一边。当天他们就向陈铭枢发出电报，告知对方，全军将以淞沪前线为对日抵抗线。

    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自己部队的力挺，使陈铭枢深感安慰，但孙科内阁的命运已然决定，再也无法更改。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4日，陈友仁和陈铭枢均被迫辞职。

    他们一倒下来，孙科情知大势已去，也只能于第二天跟在后面一辞了事。

    亲手把孙科逼下台，人家真的下去了，蒋汪却又要惺惺作态一番。先是发电报，然后是派了好几批人来劝，但孙科此刻已明白这一切都无非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所以“辞意坚决，拒绝见客”。

    这下好了。事隔多年后，蒋汪又走到了一起，两人吹拉弹唱，一唱一和，一起发表见解，一起指指点点，俨然又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晚，由老蒋主持，在南京召开会议，把行政院长的宝座正式授予汪精卫，而对“禅让”的孙科也要安慰一下，后者的新头衔是立法院长，虽然有名无实，不过有总聊胜于无。

    至此，蒋汪合作，功德圆满。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汪精卫不得不承认，老蒋离开自己没有问题，自己离开老蒋却万万不能。否则，再怎么折腾，也不过是个孙科第二，因此此后一直对老蒋言听计从，不敢违拗。

    所谓蒋汪合作，表面是蒋管军，汪管政，实际上党政军都是以蒋为主，汪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晚会议结束后数小时，“一二八”事变就爆发了。

    二踢脚的捻

    就在汪精卫登基的那天下午，吴铁城按照要求，在村井的四十八小时通牒时间到达之前，将书面答复书正式送达日本公使馆。

    你们的要求我都答应，这回你们该没话说了吧。

    村井自然是没话好说了，日本海军却不一样，盐泽甚至急得差点跳了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答应四项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海军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下来了。偏偏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等于白忙活了。

    这时候的盐泽什么也不管不顾了。他马上发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称日侨对上海有这么多中国军队感到十分不安，因此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怕这个新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

    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11点25分，离规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长和公安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5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本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闸北，要是19路军撤离上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