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受感动，随即便和他一起回到了南京。

    陈铭枢一个军人出身，虽然能搞搞政治，但财政部毕竟关系着另外一门学问，连有点金融工作经验的黄汉梁都不能胜任，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陈铭枢的办法是，既然用软的一套跟你们这些商人说不通，那我来硬的，就不信政府搞你们不过（“操刀必割”）。

    孙科本人不知道轻重，他的那些文武百官可知道。这是在大上海，万国租界都在这里，神经敏感着呢，哪是能够任性乱来的地方。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有份量的人物都反对陈铭枢的做法，一时之间，陈铭枢也不敢再坚持出掌财政部了。

    让孙科内阁谈之色变的“公债风潮”最后还是由“隐居”的老蒋给摆平的。

    他派张群到上海，直接给金融界发话，先是批了一下孙科（“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最主要的却是敲打金融大鳄们，话里话外都警告这些人：政府一旦垮台，你们也别想过好日子，因此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

    老蒋的力道果然非一个孙科可比。上海金融界也是掂得出份量的，知道“孙院长”不可怕，惹了老蒋以后的日子才会真的很难过，所以马上做出了让步，同意和政府协商解决问题。

    张群此行，不仅成功地安抚了上海金融界，而且短时间内就替孙科政府筹到了1000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7日，在孙科承诺不会停付债券本息后，来势汹汹的“公债风潮”随之平息。

    在这次“风潮”中，孙科、金融界都是输家，唯一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

    老蒋的这次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幕后出手，就等于在发布即将重新出山的信号了。

    现在，除了已经束手无策的陈铭枢，孙科还能依靠谁吗？

    本来四届一中全会时增设了中央常委（中常委）三人，把蒋汪胡都收罗了进去。在中常委“三巨头”里面，蒋汪二人早就心怀鬼胎，自然不会出来“辅佐”孙科，唯一可能帮他的就是广东的胡汉民。

    然而这老头子倔劲上来了，一门心思就惦记着反蒋（“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连基本的政治策略都忘了，自然更想不到要拉小兄弟一把，结果反被陈济棠利用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不得不电召蒋汪来京“主持大计”。

    “马玉山路事件”发生后，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拒绝日方的四项无理要求，并且实行对日绝交的强硬政策。

    陈友仁是孙科系人马，孙科、陈铭枢没有公开这样说，但内心里都是支持的。

    然而跃跃欲试准备登台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时移世易，老蒋再也不提当年别人要他下野时，执意要北上抗日的事了，他把鲁莽愚蠢的帽子扣向了自己的政敌，说你们这是瞎搞，是乱来，我们内部没有一点作战的准备，还要跟人家绝交，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此大危之事也”）。

    你不绝交，战而不宣，该谈的时候还可以谈，如果绝交了，那就是不战而宣了，以后还怎么谈，我看国家都要被你们这帮人给葬送掉了（“国必危亡”）。

    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老蒋没什么新鲜的，还是那三个字：不抵抗。

    当然这三个字如今显得比较剌眼，老蒋把它改成了“对日问题取缓和态度，先礼后兵方式”，所以又可以解释为：先不抵抗。

    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老蒋背后有了一个强援：汪精卫。

    当初倒蒋时，骂老蒋不抵抗没有比他喊得更响的，现在拥护起来又没有比他更起劲的。

    当着孙科的面，蒋汪把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