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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陆路，必然要出山海关，沿途“刁民”甚多，保不准得让调查团看到什么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而如果走水路，这些顾虑就没有了。因为大连自日俄战争后就一直被日本占领着，“九.一八”事变时也没打过仗，比较“经得起看”。

    对这个提议，李顿起初不同意，但当调查团一行乘坐专列要出关时，却被驻在山海关的关东军给拦住了，说只要顾维钧在火车上，他们就坚决不会让车开过去。

    眼看时间越拖越久，实在耽搁不起了，调查团只得同意日本政府通过“努力做工作”而达成的妥协方案，即由李顿率调查团经山海关走陆路，顾维钧随调查团的另一部分人由中国方面派军舰护送至大连。

    制造民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21日，调查团终于到达沈阳。

    看到顾维钧跟着调查团一齐出现在面前，大桥没皮没脸的劲头又上来了：我可是让姓顾的进来了，你们不得表示表示？

    “表示”的意思就是让他进调查团过把瘾。

    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李顿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别人屋檐下，有时低低头也是必要的，就应承了下来。

    来到东北后，一开始调查团并没打算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但关东军马上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起了绊子。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让你知道，在这块地面上如果不跟伪满打交道，绝对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在这种情况下，李顿才感到如果坚持不跟伪满打交道，这趟调查任务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于是他首先登门拜访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说希望通过他与“新政府”（伪满）取得联系。

    看到调查团已经知情识趣，改弦更张，本庄繁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就帮他去找人了。

    接下来，调查团逐一会见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方主要当事人以及伪满包括溥仪在内的部分高官。

    在会见过程中，李顿始终只认真聆听而不轻易表态。

    几天之后，他基本理清了头绪——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共两个。

    第一，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第二，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第一个是责任问题，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不是有一个柳条湖吗，去看看现场就知道了。

    第二个才是关键，也是最棘手的，它直接决定着满洲问题该如何对待、怎样处理。

    如果建立满洲国是东北人真实意愿的表示，当地人拥护它，那这就是中国的内政，国联不用插手，也插不了手。但假设后面还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黑幕和猫腻，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围绕满洲国问题的调查，一场看不见的暗斗已经悄悄布局。

    在这场斗争中，为了揭露事实真相，一些勇敢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在哈尔滨，就有5名中国人、2名俄罗斯人、1名朝鲜人因向调查团递交请愿书而惨遭毒手。至于被逮捕、关押并受到迫害的则更是不计其数。

    睿智如李顿，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人会如此疯狂地掩盖事实真相。

    为了演好这场假得不能再假的大戏，板垣和土肥原，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哈尔滨，可都是机关算尽，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有一阵，甚至连最善此道的老特务土肥原都忙得晕头转向，经常神经过敏。

    那个身为伪满外交次长的大桥没羞没臊，厚着脸皮硬是要挤进调查团，当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监视和阻挠调查团的行动。

    除了这个家伙以外，关东军还派来了大批警察为调查团提供“保护”。一夜之间，调查团的周围几乎都变成了警察的世界。

    在所住宾馆里，除了调查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