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匹配的利益。顾立德就是基于这一指示来到香港的。

    这和彭定康来香港之后所作的对中国政府的亲和态度多少有些相悖。彭定康原本并不想花多大的气力用在香港的管理和建设上，他也不打算与中国建立什么真正友善的深入交流，他所作的亲和态度是有限的和表面意义上的，他来香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乎山水之间也。这个山水当然不是香港的山水，而是英国政界的山水。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决不允许失败。俗话说大意失荆州，他本来此时应该统领英国政界的，但由于大意，致使阴沟翻船，他才含恨离乡背井屈就香港。他的跟头摔在英国，所以他还要在那里爬起来，他的注意力一直在英国本土，而不是在香港。

    在香港的这些表现完全是习惯使然，就像一个对人体烂熟于心的职业画家，即使飞速瞄上眼前的对象一眼，就能按照自己的绘画经验画得八九不离十。他还是个善于利用新闻媒介的高手，在他的眼里，那些记者们就是他撒豆成兵用来呼风唤雨的借用力量，他用政治的魔法驱使他们，奴役他们，把他们哄得团团转。用了这个本水，就会啦半功倍，就会做一点点事而炒得沸沸扬扬普天下都知道。因了这些原由，彭定康就想在香港轻松三五年，尽量不惹，等香港平安过渡至1997年自己功德圆满衣锦还乡回到伦敦后再图发展。所以他尽量做出对中国政府的友好姿态，以平民化的形象博得香港市民的好感等等。

    但是，顾立德一来，带来了梅杰的授意，他立时就更改了自己的程序，重新制定了新的战略。

    梅杰的关于香港的授意提醒了彭定康。梅杰主张用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来找回英国丢失的面子，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做法否定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以高举自由和民主的大旗来吸引国际舆论，即使中国政府得到了香港，也让其声名狼藉等等。而所有这些套路，都是属于政治概念的，都是政治化很强的东西，都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如果在香港的任期所有工作都是这样的性质，那么，彭定康是最佳的人选。因为他只善于破坏，只善于摧毁，只善于搞政治运动，而不会建设，不会脚踏实地去工作。他是政坛斗士，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外交事务专家。他是一位党派政治家，而不是政府行政官员。

    美国学者威廉奥弗霍尔特曾这样说他：他具有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所具有的魅力和个人吸引力，而这些品质对于香港来说是新的，最初给人们以很成功的印象……在伦敦，彭定康以强硬和不敏感闻名，一直有点像梅杰首相的打手；他到香港之后还被人控告有诽谤行为，他不得不去了结（保守党支付了赔偿金，以便他能空出手干他的工作？。彭定康是梅杰1992年后来居上的胜利的设计师，得到首相的强有力的支持，他经常对香港人和北京说，他是首相最亲密的政治朋友和私友……

    基于这一切原因，彭定康选择了梅杰指定的路线，因为这更适合他的秉性，适合他的风格。他不再装模作样去搞什么平民化了，不再扭怩作态违背自己的意愿和中国政府表示友好了。他可以赤裸裸大干了。

    他要把香港当作他的政治战场，以终结香港为代价向英国政界和本国人民阐释他的个人能量。他企盼着将香港变成政治角斗场，他是和中国进行决斗的独一无二的主角，他的孤胆奋战会换来本国人民的喝彩声，就像欢迎卫国英雄一样在大选时投他的票，把他迎进唐宁街10号……于是他决定再次冒险。

    顾立德到达香港后说，为了将香港真正变成一个民主与自由的城市，香港政制应该加快改革，关于香港立法局增加直选议席问题，将会提到英国首相领导的香港事务委员会上讨论，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

    1990年4月4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签署和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