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戴洁天说：“群众情绪很高的，有的人说想不到一夜之间乘着电梯升到了社会主义的天堂。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现在这样子穷，那样的生活谁不喜欢啊。”

    但是，事与愿违，人们不仅没有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贫困。问题出在哪里？戴洁天从一些打油诗里读出了农民的心声。

    “出门鹭鸶探穴，回家流星赶月，干活李逵叹苦，评分武松打虎。”

    出门鹭鸶探穴，鹭鸶是一种鸟，很笨很大，走起路来慢慢的。回家流星赶月，是说收工了大家拼命往家走。干活李逵叹苦，干活的时候马马虎虎，怕苦怕累。评分武松打虎，是说评分的时候争得面红耳赤，非常认真。

    又有“出工等等队，田头吸吸烟。晚上计划像朵花，天亮下雨烂金瓜……”

    这是说计划再好，却落不到实处。

    还有“走起路来一长串，实际上十把锄头只有两把动。”

    这是说除了正副队长还因为责任感出力劳动外，其余人都因为丰收的成果多数分不到自己手中，而没有积极性。

    多年之后，戴洁天回忆道：“过去把群众的一些牢骚话，都当做阶级敌人破坏和富裕农民对抗社会主义改造来揭发批判是不对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群众劳动情况、生活情况的关心不够，没有真正懂得人民的心，应该看到高级化后我们的领导水平、管理能力还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以致劳动质量下降，劳力浪费，大大挫伤了社员集体生产的热情，社员消极怠工，混分思想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按劳取酬分配原则的体现。”

    这些场景此后20余年间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出现，很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一大二公”极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商品的流通。同时，新中国在薄弱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农村担负着提供大量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重任。许多农民感到，一年辛勤劳作的收获并没有多少能归自己所有，消极情绪的确存在。

    对于这些，当时的戴洁天很困惑，为什么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会存在如许的巨大差距呢？

    1956年，戴洁天购买了大量有关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参考书籍。他惊讶地发现，即使在苏联，人们对于集体农庄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前苏联出版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这本书中清晰地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它巩固了。”

    戴洁天在探索、在思考，集体农庄搞得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这条路看来有问题，新的路在什么地方呢？能不能试一试生产责任制呢？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思想和行动的先锋，戴洁天正是其中之一。这个爱搞调查的工作队队长想出了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好办法：“定额到丘，责任到人（户），三包到队，统一经营”的社员生产责任制，那就是后来被写进了中国历史的四个字：“包产到户”。

    戴洁天在燎原社进行的大胆尝试得到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和副书记李云河的大力支持。李桂茂甚至对戴洁天说：“你大胆地试，就是试到供给制，燎原社的粮食都由国家供应了，也由县委负责。”

    1956年的夏天，戴洁天来到了永嘉县的燎原社。中国农村一次大胆的变革即将在这里上演。

    戴洁天走遍了燎原社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家底。他和燎原社的干部们把全社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280件大小农活按作业工种、工分、产量落实到778户、8919个劳动者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把所有农活按劳动强度与技术要求分为10个等级，并根据不同季节和不同地块的土质、远近等自然条件，把定额指标逐件计算到丘，制成分级定额、按件计酬对照表，分发给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