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各队按照自己的条件参照执行。

    同时，造纸厂、砖瓦厂、竹编工厂等村办企业开始实行按件或按值计酬。农副业并举，社内劳动力流动，一个小型的市场在形成。

    辛苦是没得说了。10个月300多个的日日夜夜，戴洁天没有节假日，他甚至意识不到晴天和雨天。爱人分娩都顾不上照顾，让她自己半夜上医院。晚上研究得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到水缸里面舀一杯水，喝了权当晚餐。和他一起工作的村干部常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常常挨老婆骂。家属们质问这些干部，天天三更半夜都在搞什么名堂？

    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来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仅春粮就增产了40%。

    燎原社试验成功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吸引了温州地区1000个高级社，17.8万农民自动参与到了包产到户的试验中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忐忑不安的戴洁天终于可以用事实告诉人们“它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是美女还是妖精”。实践结果给了戴洁天最大的支持，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他用坚定的笔触写下结论：“生产责任制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段话放在30年后，将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常识，但在那个即将进入人民公社的年代，这样的话却显得太不合时宜。

    早在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刊登了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还配发了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

    这篇文章拉开了绞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序幕。

    刚开始的时候，戴洁天写的报告还是得到了浙江省委的认可，省委书记林乎加认为：“社员没有责任是不行的，永嘉动了脑筋，办法许多是好的……《浙南大众报》批评你们倒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你们概括的‘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四句话要倒过来，把‘统一经营’放到前面，这样就不会让人钻空子了，包产到户一句话太简单了……”

    同时，《浙江日报》还将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发表了出来，还加了按语。但《浙南大众报》并不服气，将情况捅到了中央。其实，此时的中央希望农民集体化的程度能再高一点，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举措，早已定性为“单干”。一年之后，“人民公社”这个新词成为中国农村的新体制，将农村集体化的程度再向前推动了一步。对于燎原社和戴洁天来说，风波将起。

    地委检查组的一个科长在燎原社召开座谈会，问燎原社一个叫林阿杰的小组长，包产到户到底好不好？林阿杰为人憨厚，还意识不到当时的政治氛围，居然点点头说：“当然好了，社员现在生产热情非常高，我过去也没有养猪的，今年也养了头猪。短短两个月，全社增养生猪160头。”

    那位科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拍案而起，大骂林阿杰是何居心，还是不是共产党员，集体的时候不养猪，单干的时候养猪？

    林阿杰被骂得哭了起来，戴洁天心情异常沉重。因为村干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为包产到户的前途担忧。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同情他的人说：“你先天不足（指戴洁天出身不好），试验成功不属于你，失败却是罪有应得，你又何必以天下为己任？”

    作为基点乡的燎原社干部，以前去乡里区里开会都是坐在前排，大家都很羡慕他们。现在不行了，开会的时候他们坐在灯光很暗的地方，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谁都怕别人那种仿佛自己身上带着致命病毒的异样眼神。所以燎原社干部一接到开会通知就害怕，开会坐门口，不等散会就先走。

    后来，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