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在“文革”中被挂牌揪斗，仍将这份总结交给爱人，转移到她的工作单位秘藏起来。李云河虽然从县委副书记变成了食堂“工作人员”，却仍利用空闲时间写了10万多字的文章，论证包产到户的可行性。

    对戴洁天来说，22年的扁担生涯里，相濡以沫的妻子温暖着他，对包产到户的信念支持着他。

    53年之后，那些记录包产到户材料的纸张已渐渐发黄，字迹也不那么清晰了。多年来，戴洁天一直随身保存着这些材料，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53年里只有一次，他不得不和它们分离。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开始就是破“四旧”。政治空气越发严峻，面对随时会有人闯进来抄家的危险，万般无奈之下，戴洁天用尼龙纸把包产到户的资料一层一层包起来，放在一个小木箱里，然后埋在菜园里。心头的波澜起伏化作了一句诗：“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人问津。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多年后，他对来采访的记者解释这首诗：“忍将心血埋深土，这些都是我的心血结晶，现在没有办法，埋到泥土里头去了；为待他年人问津，将来会有人重视我这些资料；甘为苍生受苦难，现在我是为了苍生受难；五十年后识斯人，将来人家会理解我。”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戴洁天再次遭到调查。一些人向当年燎原社的干部们查问戴洁天当年的“反党”言论。那些干部虽然普遍受冲击，却相约实事求是，绝不落井下石。他们为戴洁天写证明材料，并郑重地联名盖章。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抹亮色，为“包产到户”的实践带来了悲壮的风骨，也使戴洁天在大地上站得更为坚实。

    “右派”、“反革命”两顶帽子让这个割裂的家庭变得更加弱不禁风，在随后的岁月里，中国大地所发生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无一例外地冲击到他们。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

    陈小梅那个时候时常被抓走，被人叫做“右派丑婆娘”，戴上14斤重的大木牌示众、游街、批斗。造反派时不时地呼啸而至，破门而入抄家，陈小梅则被带走隔离审查。半夜三更，孩子们惊恐地看着造反派冲进家里，乱翻乱砸，抓走妈妈，于是哭成一团。隔壁邻居人人自危，虽然心存同情，却无人敢过问。当时县城里不仅有批戴洁天的大字报，还有批陈小梅的大字报，甚至将矛头指向她的小儿子，为什么要取名“坚”，是想坚持反动立场？

    但在当时，陈小梅还有值得庆幸的事。当年戴洁天被押解回原籍的时候，很多笔记本留在了家中。戴洁天每天都记笔记，所以笔记本非常多。为了防止发生问题，陈小梅把那些笔记本都烧了。多年后，戴洁天还问陈小梅那些笔记本的下落。当得知被烧掉后，戴洁天很是心痛。陈小梅却暗暗庆幸，如果当时不烧掉，怎么找地方保管？到了“文革”，那要惹出多大的祸事？

    陈小梅原本是一个公办教师，虽然受人歧视，好歹还能带着孩子们在城里勉强度日。但是她注定在劫难逃，先是开除团籍，后来下放纸厂劳动，又几次调动，越调离城越远，最后到一个农村小学当老师。不过，那时唯一的幸事就是陈小梅越调离戴洁天越近，1970年，患难之中的家庭终于聚首，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原本在机关幼儿园的四个孩子也被迁到戴洁天的管教单位，小小的孩子从此失去了在城市生活的一切基础，作为右派、反革命的“小鬼”，他们失去了升学、就业、参军等一切机会。

    四个年幼的孩子随后也来到农村，他们和父亲一样每天下地干活，靠稚嫩的双手挣工分来养活自己。陈小梅则带着最小的儿子陈坚下放到永嘉县上塘镇，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戴家大姐陈明丽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况：“大弟弟只有13岁就参加劳动去了，拿个小小的扁担，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