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候去很高的白云山上砍柴。我们快晚上了到山脚下去帮他，看他又累又饿地挑着柴。一看到我就高兴地叫‘大姐快过来称称，我打了多少斤柴’，一称32斤！”

    令孩子们更难受的是自己的家庭成分。刚到乡下，人们问他们的家庭成分，他们都不敢说。因为父亲是右派，歧视已是家常便饭。孩子们在农村参加生产队劳动，工分也比同龄人少。和其他孩子一吵架，就被人指着他们说：“右派的子女还这么牛，轮得到你们说话吗？”

    孩子们受了委屈，回家问戴洁天：“为什么要当反革命？害得我们抬不起头。”戴洁天总是无言以对。陈坚在多年后回忆说：“那个时候觉得很无奈，又觉得命运对我们很不公平。”

    孩子们最害怕的就是“运动”，因为运动一来，父亲、母亲就会被人家批斗、羞辱。长此以往，一个很大的阴影就一直笼罩在一家人的头上：越是热闹的地方越不敢去，生怕别人笑，生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一家人期待着可以正常走在人群中的时刻。

    岁月可以磨去许多痛苦，也可以消去许多记忆，人总会有归宿，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知晓。历史没有让戴洁天等待50年。就如同一个轮回，1978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正是从农村撕开的，人们采取的方式与当年的戴洁天极其相似。

    这一年寒冬，距温州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坚定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同样是“包产到户”，同样被视为胆大包天的举动，这一次成为中国农民的共同选择，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随后的五年中，99%的中国农村都实现了包产到户，这时距离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已经过去了27年。

    历史给了戴洁天一个期待已久的答案，给了中国一个再次出发的机遇。

    1979年，一纸平反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