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名句很能代表1979年时戴洁天的心境和举止。那年，摘掉“帽子”的戴洁天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此时的戴洁天，虽然因为落实政策而喜悦不已。但久不接触书报的他，却随着对时局的了解，又开始担心起来。

    1979年3月15日，戴洁天看到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上面还附了“编者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一篇文章让全中国的许多人忧心忡忡，一些已经开展包产到户的地方又缩了回去，人们在观望。作为积极推动包产到户的安徽，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省委书记万里表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写了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在安徽省委的力争下，3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附了“编者按”，说明3月15日的某些提法不够准确。风波暂时平息。

    一年之后，万里调至中央，分管农业。在当时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尤其是包产到户已初见成效，经过反复讨论，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没有纠缠于包产到户是“社”还是“资”，只是大谈“包”字诀的妙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方，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穿衣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阳关道和独木桥》，阐述包产到户精神。戴洁天和许多地方的农民一样，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其他地方还在争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时候，温州的农民早已把包产到户又“拾”了起来，正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当温州的农民开始包产到户的时候，他们不仅把它应用于农业生产，还放到了工业、服务业，一系列劳动密集、生产生活必需品、产量较大的小商品工厂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

    新的时代给了戴洁天观察和思考的新空间，眼前发生的急剧变革让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看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释放出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他在思考为什么温州就能那么快地将包产到户贯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戴洁天又下乡去了，从农民、供销员到个体户、专业户，他再次走访了这片土地。他相信，土地上的人有自己的生存智慧。

    经过长久的思考和调研，戴洁天认为温州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包产到户搞得早，为什么呢？其实，戴洁天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包产到户从来没有真正在温州绝迹，只不过从公开转为秘密进行。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温州基层农村有一段时间处于瘫痪状态，于是包产到户又悄悄地展开了。虽然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温州一直都在纠正包产到户，但就是“纠正”不了，常常明“纠”暗“包”。有的干部干脆说，哎呀，纠正包产到户好像水上按浮瓜，这边按下去，那边又冒出来。有的群众也这样说，想纠正包产到户，除非是瓯江的水倒流，不可能的。

    多年之后，戴洁天回首往事，并没有沉浸在对艰难岁月的回忆中自伤自怜，他挖出埋在地下的包产到户资料，细细回望那些激扬岁月的坚持与奋斗，反思原因和问题。198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将燎原社的试验定性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自我完善”。在他看来，“1956年的高级化，基本上是以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