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余粮收集制（统购统销）为‘催生剂’的产物。这样一来，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农民失去了土地经营权与劳动自主权，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业积累统统被挖走，农业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更不能向商品经济转化，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收入减少，购买力衰退，国内市场萎缩，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戴洁天认为过去都认为包产到户解决的是农业问题，是农民吃饭、生产的问题，其实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包产到户打碎了束缚农民几千年的锁链。包产到户以后，耕种土地用不了太多的劳动力，多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总不能浪费，于是剩余劳动力都跑出去了。用戴洁天的话说：“这些能人啊，有办法的都跑到五湖四海去了。”

    但是，能人的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改革开放后，温州一批最早的市场弄潮儿第一次遭遇寒流，他们是“八大王”。

    “八大王”是温州柳市镇八位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户，主要是“矿灯大王”程步青、“电器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线圈大王”郑祥清、“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旧货大王”王迈仟、“胶木大王”陈银松。

    由于认识的局限，温州“八大王”先后因“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入狱。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感到了一种低沉的氛围，他说：“现在放得还不够，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1983年8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300多名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代表进行座谈，他鼓励大家说，“从事个体劳动是光彩的，凡是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这样的评价，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思想震动。“八大王”的命运由此逆转。

    “八大王”，作为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也是温州乃至全国第一批尝到“市场”甜头的人，他们的命运与一位叫袁芳烈的人紧密相关。正是袁芳烈下令逮捕“八大王”，又在日后积极为“八大王”平反。

    1984年，萧条的经济让温州市市委书记袁芳烈看到了问题，他明确提出：

    “‘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抓错了，这实际不是犯罪，他们是有功的，由于我们界限不清，思想不解放，把他们当犯罪分子抓了，这是个非常大的损失。我说我们共产党员光明磊落，错了就错了，错了我们就改。”

    当时，温州市委已决定对“八大王”平反。但袁芳烈认为平反是平了，但仅仅由法院寄个通知，影响太小。

    1984年，袁芳烈代表温州市委、市政府为“八大王”平反。袁芳烈宣布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八大王”无罪释放，得以平反。

    后来袁芳烈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位置上离休后到温州，专门安排了3个小时会见“八大王”。他说：“十几年前他们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后来也是我亲自为他们平反的，他们给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课。”

    平反成为一个信号，温州经济发展跨过第一道鸿沟，开始有了新的天地。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温州政府的管理职能才逐渐从计划经济下的“无所不包”，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此，有些专家认为这是高明的“无为而治”。

    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