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国刑法》中取消了“投机倒把罪”这一界定不清、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罪名。

    “八大王”把温州人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羁绊，温州人此后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

    桥头镇比它所属的永嘉县更为出名。让这个小镇声名远播的，是一种小得几乎不能再小的商品——纽扣。

    快速变迁的30年，让刚刚过去的时光迅速地成为历史。今天的纽扣交易已经登堂入室，那些变得冷清的街道，曾经就是农民们自发经营起来的大名鼎鼎的“桥头纽扣市场”。

    即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个体经济也还是一个禁区。但是，春天挡不住地到来了。1979年开始，从“纽扣一条街”，到桥头纽扣市场，这里成了“中国纽扣之都”。80年代中后期，桥头镇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客商，中国有90%的衣服上都缝着来自桥头镇的纽扣。新华社的《半月谈》将这个因纽扣市场而蜚声中外的小镇称为“东方的布鲁塞尔”。

    桥头镇让戴洁天的思想更加深入。桥头镇原来是很贫困的地方，人均只有两分多土地，但是很长时间里非要“以粮为纲”，劳力归田。解放前，桥头镇的人们已从事做面条、做缸等手工业生产，后来把农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完全束缚于土地，富裕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做起了生意。

    在戴洁天看来，包产到户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唤起了农民的积极性，更为深远的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冲垮了人民公社，突破性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细胞，并最终使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经济。

    仅仅两三年间，在土地匮乏的温州，一些农民开始进入了工业领域，他们诱发了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市场的蓬勃发展。

    勤劳勇敢的温州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市场。

    桥头纽扣市场、金乡镇的标牌市场、宜山的棉花市场。人们用一句夸张的话比喻温州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在温州买不到的”。

    “十万温州供销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用双脚拓展着温州发展的空间，用带回的订单向全体中国人阐述一个叫做“市场”的概念。戴洁天为温州商业的欣欣向荣感到兴奋和自豪。

    1985年，《解放日报》的记者张也平来到温州，同温州政策研究室的人们一起下去调查了解，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上面总结了一个惊动全国的现象。

    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温州模式”，创造了这个模式的人们被称为“温州人”。“温州人”三个字逐渐变成一个特定的称谓，不仅指一个商人群体，还包括那个群体独特的精神气质。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温州人”还将成为第一个在世界亮相的中国商人群体。

    对于戴洁天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吸引着他和其他许多中国人的目光。无数的考察团、访问团带着疑问纷至沓来，戴洁天一边研究全新的温州，一边接待无数的访客。1985年到1987年，每年都有一万多人来考察，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温州市政策研究室当时接待的任务很多。很多时候，接待的过程就是一个辩论的过程。人们带着问题来“挑刺”，戴洁天和他的同事们就依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向考察者作出报告。

    和当年首创包产到户一样，做起了生意的温州人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但走在前面就意味着承担风险。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一个到金乡镇搞调研的考察团，就让戴洁天和很多温州人不安了好一阵子。

    考察团来之前就对温州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