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第一线的劳动，那就是要奋不顾身地干，就是一个字——‘干’，就是把‘干’字放在当头，能干的事我们就干，需要我们干的我们就干，需要我们怎么样干我们就怎么样干，所以我感到它是‘干’字当头，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也没有想争个名，争个利，根本没有这个想法，非常单纯，（就是想）把大寨恢复了以后，我们能吃饱肚子，能穿上衣服，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时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青春岁月中的郭凤莲有一个外号，叫“大寨的刘三姐”。如今，已无人知晓是谁给她取的绰号。那时候，她虽然不知苦、不知累地干活，却也和现在的少女一样爱唱爱跳。

    那是一个充满了单纯的激情与快乐的年代。繁忙的劳动、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泯灭少女们的爱美之心。那个年代提倡“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化，要求女孩子们穿军装、理到耳根的解放头。郭凤莲却悄悄保留了自己对美的理解。白天，她穿着军装去劳动，晚上会悄悄地在家里穿着红衣服照镜子，甚至她的长辫子也不是自愿剪的。

    有一次，郭凤莲参加民兵集训，一天睡觉起来以后，发现辫子突然掉下来一把，郭凤莲大吃一惊，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和她同住的另一个女民兵，觉得郭凤莲的辫子不够“飒爽英姿”，于是趁夜里把郭凤莲露在外面的辫子剪掉一股。郭凤莲一看只剩下2/3，实在太难看，只好全部剪到耳根。后来，“铁姑娘”们都剪了辫子。

    1966年春，年届20的郭凤莲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大关头，因为她的年龄在当时已经可以当母亲了，但她没想到自己的婚姻问题居然摆上了大寨村党支部的会议桌，而且是连开三次会讨论她的恋爱结婚事宜。

    此时的郭凤莲和“铁姑娘”队已经名声在外，有了许多追求者。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当“铁姑娘”队长、团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等一个个光环落在郭凤莲身上的时候，这些给了她荣耀，也在她身上套上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摆脱的责任。无论是大寨还是陈永贵，普遍都不愿意郭凤莲嫁出去，希望她留在大寨，培养一个人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郭凤莲对大寨的小伙子们没有产生特别的感觉，她甚至想着也许会在大寨以外碰到一个可心的年轻人，并愿意到大寨当上门女婿。但是陈永贵没有松这个口，而是明确表态，郭凤莲应该带头在大寨找对象。陈永贵还积极为郭凤莲张罗对象，最后他敲定的“最佳人选”是原来在大寨放羊，后来参军入伍的贾富元。

    此后的一切让郭凤莲如坠梦中：明明是自己的事，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忙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却动弹不得。当时为了做通郭凤莲的工作，大寨的领导们甚至跑到外村做她父亲和哥哥的工作，再让她父亲和哥哥来做她外祖母的工作。当全体人员一致表示同意的时候，一肚子不乐意的郭凤莲也没办法了。

    多年之后，郭凤莲对采访她的记者笑着说：“我跟我爱人的恋爱是一天半时间，两个人谈话是半天，第二天就订婚。”当时，她唯一能做的最后抵抗就是死活不在结婚证上签字。可她没料到，陈永贵居然乐呵呵地替两人把名字都签了。

    到了婚期，郭凤莲头一天回娘家，第二天再返回大寨，这就算是结婚了。陪嫁的东西就是个包袱，里面有自己缝的衣服、裤子，还有哥哥们花了2.8元买的一双鞋和几块布。所谓的婚宴就是买了点白面，做了点拉面，吃了点年糕，这便算是“大婚”告成。下午，郭凤莲就开始参加劳动——搬沙。

    第三天，爱人就回部队了，郭凤莲回父亲那儿去看了看，吃了点饺子就回大寨。整个结婚过程总共花了150块钱。据说主要是花在两个被面上了，一个被面是粉色，另一个是绿色，都是绸被面。爱人走了以后，郭凤莲越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