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被面越心疼，干脆就把被面从被子上拆下来，拿到供销社又卖了，把钱换回来。然后，郭凤莲给爱人做了个布面被子，自己继续用“铁姑娘”时代的旧被子。

    以今天人们的观点来看，郭凤莲的恋爱婚姻带着点不太让人“欣赏”的包办味道。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人此后琴瑟和谐，称得上幸福。

    当时，郭凤莲因为经常要开会、接待参观、参加劳动，白天晚上连轴转，太辛苦了。贾富元就承担起带孩子、操持家务等一切家庭琐事。郭凤莲的二儿子因为长期没和母亲在一起，长到8岁的时候，还不愿意叫妈妈。此后，在郭凤莲人生低谷期，贾富元更是不离不弃、体贴入微，使家庭的温暖成为郭凤莲栖息心灵的乐园。

    对郭凤莲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快乐是在“铁姑娘”们参加劳动的一年之后。那个秋天，郭凤莲看着在废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万斤粮食，激动不已，因为那里也有她的一份辛劳和努力。大寨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还向国家卖了余粮。她第一次感受到人的智慧和勤劳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并深深沉醉于艰苦创业带来的成就感中。更令她惊讶的是，大寨这个普通农村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电台和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想象大寨曾经拥有的地位，他们只能从老人们的叙述中，去感受当年红色海洋中激情的氛围。其实，早在1964年，大寨就开始了辉煌的历程。

    1964年2月1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篇名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在停靠在邯郸城的主席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大寨的事迹。毛泽东对此非常感兴趣，他意味深长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4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小组讨论时插话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同年6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中央决定树大寨这面红旗了。为了稳妥起见，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赴大寨调查研究。5月下旬，廖鲁言写的《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

    大寨开始走入全体中国人的视野，他们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勤劳，打动了许多人。

    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一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周恩来曾经三次陪同外宾前往大寨，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中央领导都曾经到过大寨。此外，还有2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到大寨参观过，比如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塞内加尔总统桑格尔、缅甸总统吴奈温、莫桑比克总统马歇尔等。1964～1978年，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各地先后赴大寨学习参观的人，超过了1000万人，有时候一天就有上万人。

    渐渐地，大寨的接待工作也成了一个中心任务。昔阳县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公室，负责协调大寨的接待。只有重要客人，才由大寨干部出面。当时，在接待各地来“取经”的人群时，来访的人们站成两排，大寨干部从中间走过。然后，由在场职位最高的大寨干部讲讲话，就可以了。据说这是得到中央批准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