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上，在169位中央委员和112位中央候补委员中间，有一位31岁的年轻女性，她默默地坐着，茫然地感受着眼前热烈的气氛和一项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她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郭凤莲。

    一切变化让她目不暇接。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农村典范的大寨，在这次会议中却难觅踪影。郭凤莲感到有些意外，她还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一切将被后人视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转折点之一。这是中国新的起点，也是大寨16年辉煌的结束，她和大寨由此将开始艰难的蜕变。

    此时她并不知道，其实在此之前，变化已开始酝酿。当辛勤的劳动并不能让人们收获富裕，甚至不能让人吃饱饭的时候，一些朴素的道理重新回到人们心中。

    1978年，安徽大旱，全省绝大多数江河断流，土地龟裂，受灾农田6000多万亩，粮食减产。

    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心急如焚地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1978年9月15日，肥西县山南镇黄花村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主持下，悄悄召开会议，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点粮食度过饥荒。他们让群众种“保命麦”，每人借三分，谁种谁收。对外称联工分不联产，对内则说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当夜分田到户。第二天天还没亮，根本不用吹哨，人们就下地播种，荒芜的土地出现了很多年没见过的热火朝天的景象。

    同属山南镇的小井庄听到消息后，在全村的支持下，干脆把地分了，先干一年再说。龟裂的土地硬得连牛都犁不动，小井庄人就用锄头一点一点地锄开。一周时间，全村就种下了70亩小麦和30亩油菜。不几天，老天真的下大雨了，庄稼长得格外好。人们把“分地”和大自然的雨都称为“及时雨”。

    不过这场“及时雨”，却惹得波涛汹涌。在山南镇的街道和小井庄的墙上，一时间都贴满了大字报：“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一封状告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手上：《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

    当人们还在争论不休时，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已签订了“秘密协议”，按下了18个鲜红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开始，中国农民选择了与大寨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万里提议将山南公社作为试点，年底总结，好就干下去，不好就收。他还说：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消息一宣布，整个肥西县甚至其他各市县都动了起来。

    当时，群众这样概括“包干到户”：

    “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并且编了首顺口溜：“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然而，随着这种做法的影响扩大，争论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提出包产到户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编者按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

    与此同时，有的地方甚至刷出大幅标语，“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已经包产到户的农民，顿时忐忑不安，不知何去何从。

    5月21日，小井庄会计李祖忠正在地里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