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通知有领导来家了。李祖忠心里七上八下的，扛着锄头边走边想，分田单干怕是闯大祸了！到家门口，看见站着4名公安，李祖忠吓坏了，进屋一句话也不敢说，直看着屋里坐着的一位白发老人。没想到老人第一句话是，“分田单干是好事，你们走了第一步”。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万里。

    安徽的农村改革，在中共中央高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从一开始就予以极大的关注，他主张不争论，也不强制，让人们对农村改革有一个“看”的过程。同时，邓小平用行动默默地表示鼓励。

    邓小平对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万里在安徽搞了个《六条》，你们可以参考。”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四川省委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时称“四川十二条”。这个规定强调要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规定特别肯定了四川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四川省成为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又一个发源地。

    1979年6月15日，正值麦收时节，万里来到凤阳，得知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后粮食产量由3万多斤一下子提高到了12万斤。面对心存顾虑的县委领导，万里坚定地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

    到1979年底，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全国尽管还只是个别地方试行，比重仅占9%，但各地纷纷仿效，数量迅速增加。

    到1980年春，肥西全县9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大增，比上年增产13.6%，向国家贡献的粮食是上年的3倍。

    “大包干”，砸碎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也吹响了破除人民公社的号角。中国的改革正是从这里率先取得突破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包干”使农民与集体的关系，由过去的行政指挥关系变成了以承包合同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农户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微观主体。农业、农村经济这种微观层次或微观基础的变化，使人民公社成了一个空壳。

    1979年，四川广汉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被小心翼翼地摘下来，代之而起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耐人寻味的是，与50年代人民公社成立时的喧闹不同，它的消失悄无声息。没有广播，没有登报，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公社成为全国第一个重建的乡政府。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劲风让大多数中国人欢欣鼓舞，却把郭凤莲吹得有些迷惘。回到大寨后，她还是像过去一样，一边组织社员们学习文件，一边利用冬季农闲和大家一起修地垒坝。慢慢地她知道了小岗村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她还不想改变大寨的方向。

    郭凤莲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质疑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多。大力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明确宣布：安徽决不再组织参观大寨。多年之后，他回忆道：“如果不反掉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这实际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

    这让刚过而立之年的郭凤莲感到猝不及防，她似乎已经感觉到，大寨执掌了16年的中国农村建设大旗将从自己手中悄然滑落。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文件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郭凤莲当时思想上有点接受不了，尤其是在参加各级会议的场合，当人们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她的时候，郭凤莲如芒刺在背，着实难受。

    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