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这份来自昔阳县组织部的通知说：即日起你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郭凤莲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17年的大寨。

    那天，郭凤莲向宋立英告别时，忍不住哭了，哭完后说：“还是走了，服从党的调动。”

    同月，在北京，陈永贵向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请求”，得到批准。1983年春，他写报告给中共中央，请求到基层工作，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小岗村农民1978年冬天的冒险，在一年多后，变成了近1/3中国农民的选择；又过了7个月，这个数字变成了4/5多。1982年的第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4年，99%的农民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农村焕发出重生般的活力。

    大寨的道路成了过去时。

    然而，郭凤莲和大寨的转身却显得格外艰难，对于包产到户，大寨人确实在很长时间都想不通，接受不了。宋立英和一些群众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又回到解放前。

    郭凤莲被调离后第二年，大寨才开始试行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宋立英等党员群众的反对，1982年又走了回头路。大寨成了“老大难”。

    1983年，昔阳县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土地承包工作组进驻大寨，一待就是整整40天。当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贾长锁最后对所有村民说，“别再让领导为难了，土地按好坏搭配，以抓阄的形式下放，男劳力每人5亩，女劳力每人1亩8分，集体的果园、牲畜、水利设施等等改成集体承包”。大寨包产到户，比其他地方整整晚了两年，贾长锁完成了承包的组织工作后就卸任了。

    此时，大寨没有了排成长队来参观学习的人群，只有寂寞的风吹过曾经火热的虎头山和梯田。“郭凤莲”这个名字，也从人们的视野中长久地消失了。

    剪报是郭凤莲在那段沉寂的岁月里养成的习惯，她将与大寨有关的报道都剪贴了起来，细细地思量着、揣摩着。当时的郭凤莲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幸福是因为她收获了家庭的温暖，以往聚少离多的丈夫和孩子们给了她最大的精神安慰。

    26年后，郭凤莲感慨地说：“在困难之中才显真情，我感到了家里头的温暖，我丈夫和孩子们对我的这种爱护、体谅、理解比在60年代跟70年代还强烈！就是感到很不容易地走过来，现在又在政治上受了这么大的波折，他们非常同情我。我感到我们真正的感情产生在80年代。”

    郭凤莲享受着以前没时间享受的天伦之乐，但这并不能抵消她思想上百思不得其解的痛苦，她不明白大寨的问题出在哪里。

    那时候，她特别喜欢一本小说——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托尔斯泰用男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沉沦与复活，鞭笞了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农民的眼光重新审视社会现象。伴随着郭凤莲度过了将近两年等待分配的时光，也是两年思考的时光。我们很难猜测这部著作给郭凤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也许开始尝试用一种新的目光和逻辑去审视走过的路，这本身就是一种重生。郭凤莲已经意识到：无论是自己，还是大寨，都需要复活，需要重生。

    她曾经说：“人生的道路很难，坎坷太多，也知道了怎么坚持，怎么鼓起勇气坚持。正确的东西应该坚持，什么时候也不要把它否定了。”

    在那时候，有一个消息曾让她泪流满面。1985年，陈永贵患肺癌住院。半年之后，病情恶化，他立下遗嘱：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运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生病期间，他经常只吃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