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担任过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的石永阶对他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非常熟悉，“这个厂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厚厚的一本书。”这是石永阶经常对来访者说的一句话。

    1966年，沈阳市变压器厂的职工家属成立了一个街道生产组，在没有资金、设备、产品的情况下，靠着变压器厂资助的一些旧砖瓦、木料，家属们捡砖头盖起了一间80平方米的厂房——这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前身。厂里40多名职工，除了两名因经济问题刑满释放人员是男的，其余都是家庭妇女。在当时，为了解决家庭妇女和街道无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中国很多城市的街道办都开办了这样的弄堂工厂。

    这个白手起家的厂子刚起步的时候，生产过螺丝、垫圈等产品，后来又组装过电焊机，自负盈亏，有活就干，无活就散，挣钱就开支，停产就回家，上边既不干涉也不保底。

    1975年，48岁的石永阶被派到了这个厂当调度。这一年，这个街道的生产组被沈阳市上收，这个厂变成了市属“大集体”，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沈阳市拖拉机总厂。从此，工厂开始完全采用全民企业管理模式。但是，虽然企业在生产关系上进入了“高级形态”，但是依然“先天不足”，管理薄弱，企业当时连买肥皂都没钱。石永阶回忆说：“当时这厂没领头的，那大汽油桶烧着火冒着烟都没人管，大伙儿找到我，让我领他们生产，我就去干了。”使石永阶感到不快的一件事是，这个七八十人的小厂，大大小小的主任竟然有11个。石永阶觉得，企业的管理非常棘手。

    在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指导下，这家不起眼的街道小厂，像当时很多其他作坊式的小厂一样，被划归国营企业管理。工人们发现，企业和过去不一样了，领导上边派，经营有人管，就是劳保福利也都参照国营企业。但是，工厂在经营上却没有任何起色，甚至每况愈下。

    1976年，这个被命名为沈阳市拖拉机总厂第六分厂的企业开始生产汽车水泵。大批量生产后，一天能生产近100台，但质量太差，卖出去10台就会被退回三四台。石永阶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上面要产值要数量，不管质量好坏。由于没有技术员把关，一天生产50台，就有40台不合格，最后竟然积压了2000台。

    从此，这个厂开始走向连年亏损的道路。生产的汽车水泵，由于质量差，产品不断积压，但是企业被上收后没有了生产自主权，结果亏损不断增加。雪上加霜的是，企业上划以后，职工待遇迅速向国营企业看齐，各种开支猛增，但生产却没有多大发展。

    在张希永进入企业的1978年，全厂工人生产一年的结果是：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但是工厂亏损了30多万元。上级单位的对策是换领导，结果在1978年一年之内，企业就换了4个厂长。石永阶说，上面派下来的人一看企业债务太多，把乱摊子一扔就走了，上级单位重新派人当厂长，搞两天干不下去了就调回去，走马灯似的来回换。

    这个街道小厂的生存状况，其实是这一年中国国营企业的缩影。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国民经济面临调整。运行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潜力发挥殆尽，弊端暴露无遗，积重难返。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旧体制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活力，贫困和物质短缺无处不在，广大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而城市工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1975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到天津第一棉纺织厂作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电动车间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下的占93.9%。

    该厂贫困户张淑珍，每月总收入35.7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全家四口人一个月的开支账单总计是42.05元，人均月消费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