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有一些很特殊的时刻，发生了一些当时看起来很重大的事件。人们自以为对此进行了精确的分析和解构，但放眼10年，20年，并且勾连于更久远的历史纵深，突然会发现还是低估了这些事件的爆炸力和穿透力。它们就像魔力无穷的指挥棒，不仅策动着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还深入影响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人。

    1972年，中美重启交往大门，就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新的时代开始了，历史的发展悄然改变。这不仅意味着世界政治格局由此开始的深刻变化——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在某种意义上更意味着中西方新的交流和接触，就像两个性格相去甚远而且误会重重的巨人谨慎地开始了新的对话。事实上，在一个已经用飞船探索宇宙，用飞机和电缆线沟通得无比容易的时代，地球已经狭小得可以用“村”来形容，无法想象一个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和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却老死不相往来，这无论对两个国家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悲剧。

    1972年，宛如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水面，激起层层涟漪，许多人的命运因此产生了一些波动，甚至由此走上一条别样的道路。构成涟漪的人物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无疑都是构成大历史的水花，区别仅仅在于这些水花的大小而已。这些人中，有的名噪一时，有的声名不彰，但他们都见证并促成了30年激流澎湃的历史大河。如果我们对此30余年间的中国人物耳熟能详的话，那么换一个维度，看一看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发生过契合的外国人，看看他们与中国的故事，读读他们在中国的心路历程，了解他们眼中的中国变迁，也是一件颇有意趣的事。

    尼克松与周恩来握手的时候，“二战”传奇英雄乔治·布什仍处于战败的沮丧之中，此前四个月，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没能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他的情绪很复杂，一方面“对现场发生的一切，我的感觉不仅仅是悲哀之极，简直可以说是厌恶之至”。但另一方面，“无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持有何种感情，从长远的观点看，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与之进行外交接触都是显而易见的明智之举”。尼克松和周恩来的握手，无疑对布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年后，他选择到中国担任第二任驻华联络处代表。他们一家在中国过得很愉快，包括他们的儿子小布什。可以想见，两位布什，三任美国总统在考虑中美关系乃至全球性的事务时，也许会想起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

    此时，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施密特同样密切关注着这一历史性时刻，他为自己的远见感到自豪，因为“1971年，我曾敦促维利·勃兰特建立波恩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1972年秋，早在美国采取这一步骤之前很久，这种外交关系就建立了”。施密特将在三年后访华，那时他已是联邦德国的总理。

    此时，一位刚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德国青年施罗德对中美关系的这一幕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在西欧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就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26年后，他将成为第七任德国总理。

    此时，一位28岁的英国青年彭定康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的私人助理兼政治秘书。来自中国的消息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但他更多地只是将此作为研究国际形势的一个非常一般的素材。他没有意识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末代港督，为了“使英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尽可能享有尊严并体面地退出”香港，他做了一些并不很讨人喜欢的事。

    此时，一位美国作家已经逝世了6天，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内幕新闻”是关于毛泽东在1970年对于中美关系的谈话，核心内容是：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吗？

    这件堪称作品的新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