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有这位美国作家的墓，中国元帅叶剑英题写了墓碑——“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斯诺在生前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妻子将他的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另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也许还有未来，斯诺都是少有的具有大情怀的人，他对世人抱有真正的情感和宽容，美国政府因为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热爱迫使斯诺远走他乡，但他即使到了最后仍对祖国抱有深深的爱。而且，他的确实现了他所说的连接中外人民的善良愿望，他曾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美国人，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他的著作影响了很多西方人，包括一些政治家和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比如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个11岁美国男孩。

    这个男孩是一个独生子，由于他的调皮，父母认为一个孩子就够了，不能再生了。这是一个具有艺术氛围的家庭，父母都出身于美国演艺界。文艺的环境培养了这个孩子的文艺气质，他喜爱绘画，也喜爱中国菜。

    父母经常带他到纽约唐人街吃中餐。大红的灯笼，佛龛里神秘的中国武将（关公），墙上挂着不知名的中国皇帝像，两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可以夹起任何食物的筷子，鼓着肚子的中国饺子，余韵悠悠的中国民乐，穿着唐装的和气中国服务生，这一切都让这个美国男孩对那个万里之外的国度充满了好奇，一个能用最简单的东西（筷子）进行世上最复杂活动（西方用餐的食物少而器具复杂，中国菜内容繁复而器具简单）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而，让他困惑的是，美国媒体所渲染的中国与他想象中的似乎完全不一样，那些衣冠楚楚的节目主持人或者专栏作家以专家的口吻，竭力试图说服受众：一个以邪恶的龙（在西方人的文化传统中龙是邪恶的）为图腾的民族，难道会是什么善良的民族吗？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难道会是什么爱好和平的国家吗？

    事情真是如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专家”所说吗？尼克松访华拨开了太平洋上的重重迷雾，让这个小男孩看到了精彩的一幕：

    尼克松受邀观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西方表演艺术与中国故事相结合的这朵奇葩令尼克松感到新奇。他问陪同人员此剧的导演、编剧和制片是谁，他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答案：“人民集体”。尼克松愣了一下，接着连声自语：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的确很有意思，在一个讲究个人利益、突出个人力量、崇拜个体英雄的国家，人们没法理解中国人对于集体主义的弘扬和珍视，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差异，源自两种迥异的文化基因。5000年来饱经沧桑、承受了人世间所有苦难的中华民族，对于集体力量的信仰是深入骨髓的。与此相比，承续欧洲文明且别开生面的美利坚民族只有300多年历史，日子过得顺风顺水，于是自信阳光普照，仿佛人人都是上帝的使徒，力量无穷。

    不过这个小男孩还没有如此深刻的领悟，他只是本能地感受到一片前所未知的新天地在向他招手。他一头扎进了书海，在少得可怜的关于中国的图书中，斯诺的《西行漫记》显得非常醒目。9年之后，他开始了他的探寻，并从此和中国结下永久的情缘，他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龙安志。

    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个美国小男孩龙安志在书中寻找着中国印象。

    中国引发了他对一系列特殊人物的兴趣。他读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