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架来自天津的飞机降落在香港机场。一位穿着绿色军装、戴着绿色军帽、背着军用挎包的人赢得了极高的回头率，因为在这身俨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束下是蓝眼高鼻长发的西方人，在穿着时尚的人群中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位“怪客”坐上出租车后的第一句话是：“同志，请送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租车司机愣了半天才缓过神。

    到了学校，这位满口“同志”的“怪客”让香港同学很尴尬、很难受，于是他们表达欢迎的方式是陪这个自称“中国大龙的‘龙’，天安门的‘安’，小平同志的‘志’”的人去买衣服。也难怪香港同学感到奇怪，香港与内地之间交往实在太少，而双方的差异实在太大。

    那时候，如果在从北京飞到香港，在飞机上就会发现晚上7点以后，全中国都是黑的，灯都关了。一位日本记者回忆道：“北京的大街上街灯很少，霓虹灯更是几乎没有。现在想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的汽车竟然关掉前灯在黑暗中行驶。直到1984年3月以后，汽车才可以在夜里打开前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从前为防备外国侵略，北京采取灯火管制，不开前灯是因为受到了当年政策的影响。还有一种解释……当时中国国产汽车的前灯大多无法上下切换光线。”

    那时候，北京的饭馆7点钟就关门。龙安志和朋友到王府井东来顺吃饭，进门的时候6点半，服务员态度很差，把菜“咣咣”地扔到桌面上，并且说：“你们吃完了，我们才能走。”在众多服务员的注视下，龙安志他们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刚出门，就听见身后传来巨响，服务员已经把门关了。

    香港的7点钟只是华灯初上，夜生活刚刚开始，一盏盏路灯和霓虹灯把整个香港点缀得一片璀璨，宛若不夜城。酒店、饭馆、舞厅乃至街边的大排档，人头攒动，非要热闹到凌晨一两点钟，但是再晚也很少有服务员驱逐顾客。

    香港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和灵活，积极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到80年代，香港已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高点，堪称世界级的金融都市。香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作为全球名列前茅的自由港，“开放”是成就香港的关键词之一。

    经历了经济腾飞的香港人拥有极强的自豪感，他们称呼对岸同胞为“表哥”，意思是乡下的亲戚。很少有人愿意学普通话，对许多人而言大陆意味着贫穷和落后。种种传言让香港的人们对一水之隔的同胞有些隔膜，有些紧张。但是1982年的中国毕竟已经打开了大门，曾经阻隔双方的东西已经拆除，在此后的岁月中，双方的交流将随着经济日益紧密的联系而不断深入。一切不过刚刚开始而已。

    那时候，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公寓后面有一个山坡，那里可以看到连通香港与内地的火车，车上有一些老太太带着桶，里面装着鸡爪，她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叫卖。对面就是深圳，那时候的深圳大部分还是农田。攻读法学硕士的龙安志经常带着书坐在山坡上，看着火车来来去去，而且班次越来越多。他时常会问自己：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会怎样？香港会不会影响内地？他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大香港，肯定是这个前途”。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龙安志穿行于香港和内地之间。这位住在一间地下室里的穷学生备着一个皮箱，以便随时能够以业余导游的身份带团到内地。他带着各国的游客来来去去，体验着一个古国新生的过程，这令他有一种参与大历史的感觉，很奇妙。

    1985年，北京的街道上汽车渐渐多了起来，只是远不能同纽约、巴黎、伦敦、香港等大都市相比，更不能与20年后交通拥堵的北京相比。下班时分，街道还是自行车的洪流。在无数骑自行车的人中，有一位蓝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