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龙安志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他在此前被挖到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任中国事务部负责人。正当他大展拳脚的时候，上司找他谈话，表示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的中国市场已经没戏了，法律事务所已经在中国大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应该打住了。上司给龙安志的出路是到台湾去。这个提议遭到了龙安志的拒绝。龙安志的强硬姿态令他的上司非常费解，因为此时的国际局势的确对中国大陆不利。

    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政界不断发表言论进行干涉。一些议员要求布什总统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制裁。民主党众议员索拉兹甚至说：“如果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主动，改变美国的政策，国会将代他做。”

    布什对中国比较熟悉，有自己的想法，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赫尔姆斯（美国参议员，是当时提议制裁中国的代表性人物）总是想搞乱这一关系（指中美关系），索拉兹则是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的人。”

    布什得到了尼克松的支持，尼克松请求他不要断绝对华关系，这对两国都有益。布什不想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更不想中断商业联系。他告诉助手们：“我了解中国人，我知道怎么与他们打交道。压力与制裁无济于事。”

    面对国会过于强大的压力，布什决定采取中间路线。他一方面指责中国并停止与中国高层的接触，中止军事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停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华公司的帮助，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对华贷款；另一方面又表示：“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刻，而要采取理智的、谨慎的行动，既要考虑到我们的长远利益，又要承认中国国内局势的复杂性。”

    西方各国跟着美国的步调前进，采取了类似的制裁措施。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山雨欲来风满楼。

    邓小平告诫自己的同志和人民：“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就看不起你。”

    应该说美国白宫与国会的意见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布什的态度比较温和，他考虑得更为长远，也更愿意对历史负责。他曾经试图打电话给邓小平，但被婉拒。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

    “首先，我是本着真正友好的精神写这封信的，我相信，你能了解，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中美两国的友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这是我多年来的感受。尽管处于困难处境，但今天我比以往有着更强烈的感受。”

    邓小平迅速回了信，同意布什派出秘密特使的提议。邓小平在接见美方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时，引用了中国俗语“解铃还需系铃人”，一再强烈表示绝不容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跌入低谷，但在中国与西方一些政治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和西方各国没有完全陷入冷战的泥潭中。许多西方人并不看好此时的中国，因为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9年，柏林墙倒塌，大量东德居民涌入西德。第二年，德国人以东德并入西德的方式实现了数十年的心愿——两德统一。

    1989年，仅仅因为抗议解除一位神甫的职务，罗马尼亚西部一座城市引发的群众示威演变成全国性的骚乱，国家领导人被逮捕并处决。

    从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直到苏联，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山河变色，江山易帜。

    一位日本作家出版《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社会主义这个巨人倒下去了，西方世界所谓的自由民主将难觅敌手，历史终结了。这本书透露了当时西方世界的狂喜，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