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甚至公开批评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并质疑道：我们凭什么告诉全世界必须执行美国的人权标准？

    也许是质疑的声音还不够强烈，美国随后以更加轻蔑的姿态挑衅中国人的情感。

    1993年，全体中国人以无比强烈的热情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大街小巷都挂着一幅幅真诚的横幅，“开放的中国盼奥运”。中国人赋予了奥运特殊的情感，那里有自尊和骄傲，有开放的胸怀，有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激情。然而，这么一件与政治无关的体育盛事硬是让一些美国人把它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这深深伤害了中国人的心，许多对美国抱有善良遐想的国人突然发现山姆大叔实在霸道得令人齿寒。一位美国学者忧虑地说：“这一回杠杆的使用，比任何其他事件更使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相信，美国不仅反对中国政府，而且反对中国人民。”

    也许来自内部的规劝力量还不够大，但是在全球领域的一系列新情况却让克林顿政府不得不重新估量中美关系。从朝鲜问题到中东问题，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从环境危机到人道危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和支持。而且，与许多心怀恶意的人所希望的相反，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欣欣向荣。许多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已经用自己的笔向世界诉说不得不说的事实。

    1994年1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采访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的报道。芮效俭说：“如果你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那你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过去的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15年。而在这15年中，最近这两年在经济繁荣、个人选择、得到外部世界信息的可能性、国内的自由流动和国内状况的稳定方面又是最好的时期。”

    1996年5月1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第一次阐述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时表示：“毫无疑问，与中国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未来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繁荣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只有当两个国家以建设性的、公开的方式对待对方时才能服务于这些利益。”

    三年多的时间让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就像美国的态度从1972年到1979年发生的变化一样。此后，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从竞选时标新立异的挑剔，到当选后的自大，再到彷徨和犹豫，最后发生改变。变化的模式几乎相同，只是时间长短不一。

    1997年，围绕着中美关系，美国政坛内部进行了一场大辩论。

    这年2月13日，《华盛顿邮报》以耸人听闻的笔触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中国以“政治献金”的方式操纵美国大选，使克林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仿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师出现在美国白宫门口相类似的臆语，竟令美国媒体如获至宝，无数似是而非的“独家发现”充斥美国报纸的版面。

    同一个月，两位美国记者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将中国与威胁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书中第9页信誓旦旦地说：“在过去10年中，中国为自己确立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

    对于所谓的政治献金，美国国会耗费巨资调查却一无所获，只能不了了之。对于中国威胁论，一番讨论后，务实的态度占了上风，一位美国参议员的态度代表了主流：

    “美中两国现在被一张密密的利益网交织在一起，这些利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是相悖的。正因为承认了这一现实，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