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和美国人民中正慢慢地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一种新的但是非常脆弱的共识，既反对对中国持敌对态度，也反对热情接受中国，而是谋求同中国的合作，同时现实地接受在价值观与利益方面存在的分歧。”

    中国自身的积极变化和对世界的影响力让美国不敢忽视，而且随着中国开放的深入，中国与美国乃至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找到共同利益。这不是简单地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就可以轻易切割的。随着经济领域和民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双方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1997年，《泰坦尼克号》登陆中国，这部电影的票房位居全球及北美地区第一名，在中国同样以狂卷3.6亿元人民币的成绩创造了一个传奇。奢华的视觉效果让人们啧啧称奇，但更能打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还是杰克与露西之间纯美而执著的爱情，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北京，都有许多人带着泪花离开影院，并在脑海中留下了冰海浪漫爱情的交响。

    1997年，一位伟人的离去让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为之叹息。

    2月20日是农历正月十四，第二天就是元宵节，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年味。这一天人们一早起来打开电视机，发现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身着深色西装，打着黑色领带，用沉重的语气播送着一则新闻：

    “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称邓小平是“世界舞台上一位非凡的人物，是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力量，他1979年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为中美关系和双方合作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副总统戈尔则亲自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悼念邓小平。

    在克里姆林宫，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宣告者和设计师。”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评价道：“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都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就邓小平的逝世发表讲话，认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充满想象力”。

    美国学者派耶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处在中国转折时期的伟人，他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一个新时代，走向现代化。”

    龙安志亲眼见证了邓小平的离开带给中国人民的悲痛，他看到了天安门降下的半旗，他看到了高校校园里开完追悼会后人们把胸前的小白花别在一棵棵青松上，他也看到了中国人悲痛但并不迷惘，中国沉重但并不压抑，这与二十几年前毛泽东去世时人们宛若天崩地陷般的失落感相比，是一种新的进步，因为前进的道路已经指明。

    在许多年后，龙安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突然说起邓小平：他很务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那种实用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无论在延安时期还是北京时期，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服务于他的理想，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堂，一个富强的民族和国家。而他的伟大在于，他能极好地用最务实而简洁的办法实践宏大而艰难的理想，并使之实现。

    龙安志深深为邓小平惋惜，因为这位用一国两制的思想为香港回归奠定基础的伟人，无法实现在回归时去看一看的夙愿。从内地到香港，人们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没有忘记邓小平。

    1997年6月30日，香港大雨如注。龙安志默默地注视着“日不落”帝国以一个被称为“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