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命运对于樊建川并不是太残酷。1975年8月，樊建川的知青生涯开始了。他下放当知青的地方就在宜宾县日辰公社，离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几十公里。这里虽然离他家很近，但是由于地处山区，连公路都不通，更不通电，全村就他一个知青。

    在近乎原始的条件下，18岁的樊建川被安排住在一户李姓农民家里。在1975年普遍贫困的日子里，李家粮食也不够吃。樊建川说，李家对他非常好，他们吃稀饭的时候让樊建川吃干饭，到了连稀饭都不够吃的时候，他们就吃野菜做的菜团子，让樊建川吃稀饭。如今，他离开插队的那个村子已经有30多年了，每年还要回去看望他们。

    在插队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城里长大的樊建川对于农活完全不在行。他所在的村子地处偏僻，交一次公粮要走20多里路。在一次交公粮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樊建川不愿接受照顾，挑着很重的担子和从小就干惯重活的村民们一起上路，结果肩膀上的皮被扁担磨破，化脓溃烂。

    因为没有干过农活，樊建川曾经不小心用锄头把脚挖伤过，割水稻的时候把指甲盖割掉过，弄得满身都是伤。但是让樊建川印象最深的是饥饿。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樊建川连稀饭也喝不到，只能吃菜团子。有几次，樊建川在干活的时候，因为饥饿而晕倒。晕过去之后，樊建川被送到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给他开的处方是：批了一个到公社供销社买块红糖的条子，将红糖化成糖水喝。

    在20世纪70年代，知青的出路主要有三条：招工回城、参军、推荐上大学。当然，也有少数知青选择了扎根农村和边疆。作为当地知青中的“名人”，樊建川给自己未来的规划是当兵。他选择当兵的原因很简单：在农村吃不饱饭。宜宾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而在当时，当兵至少可以填饱肚子。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十年“文革”结束，樊建川和整个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这年年底，有两支部队来到宜宾接兵，早有打算的樊建川去接兵站报了名。他知道自己眼睛近视，就找了自己一个好朋友帮忙作弊，混过了体检。就在樊建川接到入伍通知的时候，一封举报信使他的一番苦心付诸东流，樊建川被取消了参军资格。看来，命运并没有特别关照他。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樊建川感到绝望。此时，万念俱灰的樊建川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毛笔字写得很好，还会吹拉弹唱，他想凭借自己的这些专长打动第二支接兵部队的干部。在1976年寒冬的一个早晨，樊建川鼓足勇气带着一堆乐器来到宜宾县县委招待所二楼，找到了接兵部队的副团长。接兵的干部对这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原本兴趣不大，就随口问道：“你会干啥？”樊建川想也没想就说：“啥都会。”

    大半个上午，樊建川充分表现了他的才华：他写出了几种字体的美术字，又拉二胡又拉手风琴。樊建川的才艺表演结束之后，几个接兵干部决定收下这个年轻人。绝处逢生的樊建川直到今天，还深深感激给他机会的那个徐副团长。

    第二天，新兵队伍出发了，樊建川成为队伍中唯一一个没有穿新军装的新兵，敢做敢为的性格改变了他的命运。老兵出身的樊忠义亲自把儿子送上了火车。

    但是，樊建川并没有太多的喜悦。作为眼睛近视而又多招的兵，一路上他忐忑不安，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一句话没说好部队不要他了。火车一路北上，到了这一年11月份，樊建川和500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新兵到了部队驻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化德县。

    樊建川所在的部队是陆军某部守备一师，部队驻地乌兰察布盟地处丘陵。在蒙语中，“乌兰察布”一词是“红山口”的意思，这里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在当时中苏对抗的大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