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下，樊建川所在的部队被部署到内蒙边防一线。一旦发生战争，樊建川的守备一师将成为继边境零星的边防部队之后，投入战争的第一批成建制部队。樊建川的军人生涯就在浓厚的备战气氛中开始了。

    “红山口”不仅是个山口，还是个风口。樊建川的战友、山西人杨建昭对当年的部队生活记忆犹新。一年到头吃土豆白菜对他们来说并不算艰苦，杨建昭认为最艰苦的是气候。当地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春天一刮起风来，漫天都是黄褐色的沙尘暴，连白天都得点灯，“红山口”一词可谓形象。冬天一刮风，气温常常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樊建川的一个老乡，因为没有御寒经验，在这一年冬天被冻掉了八个手指头。

    有一件事情令杨建昭终身难忘。1976年冬天乌兰察布盟迎来了一场特别大的风暴，一时气温骤降。一天晚上，杨建昭到团里去看“文革”结束后刚刚解禁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在回来的路上，杨建昭觉得冷得难以忍受，他不想走了，准备停下来蹲在地上取会暖。这时，两个老兵架起他就往回拖。因为，一旦他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杨建昭认为，樊建川肯定不适应这样恶劣的气候，因为当时绝大多数新兵都不太适应，但是樊建川当时没有表现出来这种不适应，因为他是宣传鼓动的骨干。杨建昭说，樊建川喜欢接受环境的挑战，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樊建川叫苦。

    在新兵连的三个月，眼睛近视成了樊建川的心病，他担心自己会被退回去，就咬着牙拼命训练。三个月后，他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领章和帽徽。

    在樊建川的军人生涯中，最让他得意的一件事是：他成了连里的特等射手。樊建川知道自己视力不好，就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练习射击，直到成为特等射手。

    野战部队的生活艰苦异常，一年只有几个月不穿棉袄，一年到头只能吃土豆和白菜。

    樊建川的正式岗位是在连队的炮台上，他是炮兵，还要自己挖工事、碉堡、战壕。樊建川觉得，训练的时候是最愉快的，因为平时战备施工比训练苦多了。他觉得最苦的工作是挖坑道，每天樊建川都要带着钢钎、铁锤、导火索、炸药上山，用铁锤和钢钎在岩石上凿出炮眼，然后放炮炸石头。樊建川说，打炮眼很容易把手砸伤。

    挖坑道是个重活，樊建川写信向父亲诉苦，说自己累得吐了血。让樊建川没想到的是，父亲回信说，吐血也得干，就是死在部队都不丢人。

    樊忠义寄了几瓶云南白药，要樊建川用二锅头吞服，说这样就能够治吐血。

    我们现在能够在媒体上查到的有关樊建川最早的报道是在1978年。这一年10月15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出现了樊建川的名字：

    一个来自四川宜宾的小战士樊建川，他父亲当年在贺龙的部队当炮手。小樊入伍时，父亲对他说：“你去的正是我和我的战友战斗过的地方。那儿很艰苦，你要是个软蛋就去哭鼻子！不过，我希望你能做个坚强的战士，到风雨里闯闯。”小樊由于在家的优裕生活，加上母亲的娇惯，哪能理解父亲这番话！他一来到这个“六月刚停雪，九月又结冰”的严寒世界，心凉了。在施工中，因为他身子单薄，推小车，小车倒；抡铁锤，手发抖。他心里直嘀咕：“这日子啥时到头？”可是，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在家连面包都不想吃的小樊，现在吃起馒头就五六个，体重由一百零几斤猛增到一百三十多斤。他晃起紫铜色的臂膀，一气能打二百多锤。他学雷锋，做好事，立了功，戴上了大红花。

    这篇报道守备一师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题目叫《戎马边疆创业歌》，作者是《解放军报》通讯员凌志军、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阎吾和《人民日报》记者叶旭林。许多年后，在樊建川成为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和收藏家的时候，凌志军也成了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