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的高级编辑和畅销书作家，他写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成为1998年最畅销的出版物。

    这篇通讯提到的樊建川“立了功”，是指他在1977年立的一次三等功。杨建昭说，一个连一般最多只有一个三等功的名额给新兵，樊建川在第一年能立到三等功非常不容易。

    在樊建川获得三等功的这一年，中国正在悄悄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这一年，“文革”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了中断11年的高考。这年冬天，570万樊建川的同龄人走进了考场，他们中的幸运儿在1978年的春天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就在77级大学生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樊建川也高高兴兴地当上了连部的新文书。此时，杨建昭已经从连队的文书岗位上调走了，樊建川成为三连的新文书。杨建昭说，樊建川有文采，他这个文书等于是半个连长，半个指导员。连队有些活他自己就安排了，全连的工作总结樊建川一个人就能写出草稿，连长对他非常满意。

    如果生活不发生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樊建川在部队的前途。

    樊建川自己当然看得更清楚，他在部队的表现给他的战友和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对樊建川来说，部队就是他生活的全部。这一年年底，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当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历史发生飞跃的激情中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守边防一线的士兵樊建川却似乎与整个时代脱了节，他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因为我们在内蒙，不能听收音机，一听收音机就是苏联的广播，反华的广播，就不让听收音机。当时根本没有电视机，想都别想。也不能看到报纸，其实不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说老实话，我在内蒙当兵，这种变化对我来讲，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樊建川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的回忆。

    时间进入了1979年，改革和开放成为时代的主题。

    但是，樊建川在部队里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在197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人民日报》在头版用了一半的版面发表了国防部长徐向前的文章《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文章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把立足点放在敌人提前发动战争上，准备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准备它对我搞突然袭击。我们要加快速度，争取时间，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

    这些话并不是空穴来风，从1978年开始，中国南疆局势逐渐紧张。这一年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2月，樊建川所在的守备一师进入了一级战备，全师上下荷枪实弹进入战备坑道，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仿佛一触即发。

    守备一师守卫的阵地是重点地带，而且本身就是战场，一旦战争打响，樊建川他们就要像钉子一样死守阵地，争取时间让二线部队上来。

    杨建昭说，当时弹药都发放到了每个人手里，一下子就充满了战争气氛。在父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樊建川非常渴望能真打一仗，杨建昭还记得，当时只要和他一聊起打仗，就特别兴奋。在这个时候，樊建川的激情表现了出来，他觉得当了兵就要真正参加一场战斗，这种冲动不可抑制地在樊建川心中翻滚。好像只要战争一爆发，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就要诞生了。

    樊建川对战争的激情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想象中的战争并没有爆发。不久，樊建川的部队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他在部队中的人生轨迹已经被清晰地画了出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优秀士兵樊建川将被提干，成为一名基层军官，比他早一年入伍的战友杨建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979年，对于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边防一线军营的樊建川来说，外部世界的变化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