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安以后，樊建川很长时间不会过马路，因为一过马路，看到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汽车，樊建川就会不知所措。

    在西安政治学院，樊建川接触到电灯和自来水，一时间竟然感到非常兴奋。无论是在四川农村插队，还是在内蒙当兵，樊建川用的都是马灯，吃的是井水。让樊建川感到高兴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买了生平第一双皮鞋。吃饭也不再是土豆加白菜。能穿上皮鞋，有自来水，有电灯，还可以读书，樊建川觉得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

    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等待樊建川的不仅有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还有随处可见的被抛弃的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在1979年到1980年这个新时代刚刚开始的岁月里，这些保留着那个大动乱年代鲜明印记的物品大多被当做废品丢弃，或者成为孩子们的玩具。对这个时代的记忆，也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褪色、淡化了。

    中国人素来有厚今薄古的传统，当下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重心。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逆转地走进历史之后，这些承载着中国人上一个时代生活记忆的东西就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在很多人眼里，“红宝书”和“宝像”是那段狂热和荒诞岁月的象征，他们并不愿意保存这些物品。

    如果要认真追溯樊建川的收藏史，应该是从这些永远退出历史舞台的像章和语录开始，它们勾起了樊建川心灵深处的某种意识，他拣了好几百个人们丢弃的像章和小红书。

    这些沾满灰尘的像章和小红书唤起了樊建川对那个逐渐远去的时代的记忆，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和全家在“文革”中的遭遇，开始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反思。对以往经历的记忆和模糊的历史使命感的萌动，引发了樊建川对“文革”旧物的收藏冲动。此时，军校学员樊建川并没有多少钱搞收藏，他的主要收藏途径是在垃圾堆、废品站翻拣旧物，以及到朋友熟人家软磨硬泡。

    两年后，樊建川从西安政治学院毕业，他选择了离家较近、地处重庆的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樊建川说，他当时非常高兴，觉得像做梦一样，就等着毕业去报到了。

    初到重庆的樊建川踌躇满志，壮怀激烈，他的人生又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一年，樊建川24岁，成为一名排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