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军医大学，这个聪明而且勤奋的人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报到两个月后，樊建川就走上了讲台，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樊建川说，这主要是因为他在西安上学时读书比较刻苦，一本《资本论》他读了几百遍，最后把厚厚的一本书读得散了架。

    就在樊建川初登讲台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开始从农村走进城市。

    1984年10月20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城市改革的号角吹响了，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企改革成为改革的重点。

    研究经济的樊建川自然非常关注中国社会的变革。在教书之余，他用了大量时间进行社会调查，重庆钢厂、嘉陵机器厂等重庆大中型国有企业是他调查的重点。许多发生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鲜活案例被他结合进了教案，原本沉闷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居然受到了学生的追捧。

    对樊建川来说，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到地方上进行调查，使他对地方上的经济建设非常熟悉。几年之后，他转业到了宜宾，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在1984年，樊建川还做了一件至今引以为豪的事情。这一年，樊建川到三医大新兵连当指导员。一天，在训练中，一个女兵过于紧张，在把手榴弹拉环拉掉之后，没有把手榴弹投出去，冒着白烟的手榴弹在女兵的脚下哧哧作响。

    反应迅速的连长冲上去一脚把手榴弹踹开，然后就地卧倒。樊建川则下意识地冲上去，把吓呆了的女兵摔到地上。在他卧倒的时候，手榴弹的弹片呼啸着从他的头顶飞了过去。

    当樊建川站起来的时候，脖子里灌满了土，三个人毫发未伤。一场“手榴弹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了。

    从危险中走出来的樊建川和连长两个人用颤抖的手点了支烟，抽完后继续训练。事后，樊建川没有挨批评，也没有立功受奖。

    20多年后，樊建川在天津找到了连长。在这位昔日战友的帮助下，樊建川把他在天津发现的一个日军碉堡运回四川，成为建川博物馆最大的收藏品。樊建川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三个战友能再见一面。

    在80年代初的一个深秋，樊建川经过一个工地，具体的年月日他已经没有任何印象。此时，收藏已经成了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在这个工地，工人们无意中挖出了一个蒋介石的铜像，这引起了樊建川的注意。

    樊建川记得，工人们挖出了这个蒋介石铜像之后，就开始用工具敲砸。樊建川用废铜的价格，将这个被砸了一个裂口的铜像买了下来。现在，它被陈列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国民党抗战中的醒目位置。也许，我们今天会感慨那些工人对历史的无知和狭隘，但在当时，即使是樊建川对此也没有更高的认识。

    从这尊有裂口的蒋介石铜像开始，重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收藏家樊建川搜集到的反面教材越来越多，但他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并没有任何改观。

    直到1987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公映，才让军人出身的樊建川对原来根深蒂固的观念产生了怀疑。《血战台儿庄》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电影，影片公映之后在大陆、台湾和香港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影片最后一幕中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肉长城，使观众受到极大的震撼。《血战台儿庄》所表现的国民党杂牌军这种敢于牺牲、死打、硬打的精神使樊建川感到震动。他觉得，真实的历史可能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作为“反面教材”收藏的国民党文物，现在得重新认识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樊建川有意识地去收集国民党抗战以及美军抗战的文物。樊建川说，这部电影给他敲了一棒子。他意识到：樊建川，你要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