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比较紧，但是重大理论研究往往比较滞后，往前赶一点就会遇到很多阻碍和责难。对此，樊建川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而胡锦涛的讲话，对樊建川无疑是一个解放和保护。

    当壮士广场在博物馆横空出世的时候，樊建川认为，这并不是他的创作，他只是其中的一个策划人员。壮士广场是时代的产物，是包括雕塑家在内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劳动创作的作品。樊建川认为，壮士广场应该会很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给参观者同样视觉冲击力的，还有樊建川策划的手印广场。3500个印在玻璃上的抗战老兵的手印，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感和力量感。半个多世纪前，就是这些普通庄稼人的手，挡住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当樊建川刚刚开始征集老兵手印的时候，只有2000个手印，短短一两年就变成3500多个了，樊建川希望征集到5000个甚至是1万个，这将成为一个令全世界震撼的老兵方阵。这个方阵体现出的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在收藏家樊建川看来，这些老兵的手印给了后人一种召唤，一种希望和力量。

    樊建川设计壮士广场和手印广场的初衷，是希望唤起中国人的血性。樊建川说，一个民族，当受到欺负的时候，要能够反抗和还以颜色，这样的民族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才能长久平安。他觉得，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地方军阀团结起来抵御外侮，这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事情。中国人只要团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谁都不敢小看。这是樊建川从他的收藏中读出的结论。

    徘徊在壮士广场，樊建川经常想起中国在秦汉时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荣光。

    樊建川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这是一个名叫成本华的抗日女战士在就义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半个多世纪前，面对侵略者的刺刀和镜头，这个被俘的女战士嘴角浮出了一丝淡淡的冷笑。拍完这张照片，一个鲜活的生命便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而这个轻蔑的冷笑，竟然成为参与这场暴行并保存这张照片的侵华日军老兵半个多世纪的梦魇。

    1998年冬，在日本东京的古玩店里，樊建川被这些日本人拍摄的战俘照片深深地灼痛了。1张、2张、3张，10张、20张、30张……樊建川的脸颊一片冰凉。

    对于战俘的遭遇，樊建川有切身体会，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在抗战期间曾经被日军俘虏。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被敌人俘虏的军人不仅会受到歧视，甚至还会被社会遗弃，终身笼罩在道德和文化的阴暗角落里。

    在三天的时间内，樊建川把日本市场上所有中国战俘的照片一扫而光。这只是樊建川的一种收藏习惯，他觉得不能让这些照片在外面漂泊。樊建川很清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当年被日本人抓住的战俘，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更别说留下什么照片了。唯一有可能给他们拍照的只有日本人，对于不少战俘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照片。

    樊建川以前也收藏了不少抗战俘虏的文物，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他特别的注意。在这次从日本购买回大量图片之后，樊建川一回国就开始整理这些东西。当樊建川看到第一张抗战俘虏的照片时，他没有予以特别的注意，但是当看到十几张、二十几张的时候，樊建川突然醒悟了过来。他发现，这是一个被中国人长期遗忘的群体，是一个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群体。

    樊建川记得他当时的感受：“我看到几万人的身影，上千张脸，有的脸清楚，有的脸不清楚。几万个身影，我敢保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局部，一个微观，一个很小的部分。这是日本人拍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一张战俘的照片。”

    樊建川还记得有一次看到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