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一直过了一个月之后，才渐渐地喜欢上了。我看了她的字，虽无功底，但却是笔笔到位；虽不刚劲，却也娇柔。我一面鼓励她练下去，一面问她写字时内心的感觉。她说很宁静很舒服。这就对了！

    不日，芭芭拉能写中国大字的消息，在老人院里不胫而走。她写的那些笔画繁杂的中国字，在那些看惯了ABC的美国人眼里，自然是深不可测。很多老人，男的女的，外加上护士们都来看芭芭拉写字。有几个护士自愿凑钱为芭芭拉买了一摞宣纸，还有的老人带来彩色的菱形纸片，请芭芭拉用中文写个“爱”字，然后装个镜框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当作艺术品。也有懂得一点点中国文化的老人，问芭芭拉是否可以给他们抄写一些中国的古诗？于是，芭芭拉又向我借走了我那本唐诗集。她要写诗，必须要先读诗。先要搞懂了诗意，好在日后送给美国人时讲给他们听。芭芭拉由此又多了一件读唐诗的事可做。

    芭芭拉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的字日见长进，人也随之明快了起来，脸上渐渐有了笑容的芭芭拉此时，她看上去气色也好多了。

    因为写字和临帖的事，芭芭拉在老人院里交了不少的朋友。有个美国老先生说：“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这里住着一位很美丽的中国夫人呢？”大家都将芭芭拉称为文人，觉得她很了不起。她现在再没有时间坐在窗前发愣了，除了临帖写字之外，就是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问过芭芭拉以前在香港的经历。但我想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旧事了。重要的是芭芭拉现在能够戴着“美丽文人”的“桂冠”，快快乐乐地度过每一天。

    可喜的是，芭芭拉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来抱怨她的儿女们了。这反倒给了那些年轻人施展的空间，而更能反过来为芭芭拉着想。自然，来老人院看望母亲的次数也比以前多多了。

    临近圣诞节时，芭芭拉给我看她女儿送的一条色彩鲜艳的花裙子和一盒化妆品，并坚持要把那盒化妆品转送给我。说她自己留着也没用，因为她从来都不化妆。“为什么不？你的朋友都化，你为什么不可以化呢？”我告诉她不必转送给任何人，自己先留着，等日后我有空时帮她化妆。

    圣诞节的前夜，老人院的娱乐大厅里张灯结彩，歌舞升平。我抬眼望去，在那一群披红戴绿的洋老人中，看到了穿着花裙子、化了淡妆、笑逐颜开的芭芭拉夫人，她原来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我为我能替她做的点滴小事而感到心安。

    老人院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

    在我们的老人中，六七十岁的，应该算是风华正茂的一代；八九十岁的，则是中流砥柱的一代；一百，乃至一百多岁的，才能划在暮年的范围里。

    85岁的史蒂夫，个子不高，满头银发，衣冠整洁，思维清晰，谈吐风趣，举步生风。其实，我和他并不十分熟悉，只是每每开饭时，到他的房间里去通知他一声。而每次去他的房间，见他都在读书。再看四周，小小的房间是一个书的世界。我仔细地看了看书架上摆放的书，有哲学、历史、宪法、文学等等，几乎涉及了各个领域，它们都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陪伴着史蒂夫的每一天。“都是你的书吗？”“是的，是的，我是个老书虫。”

    岁月匆匆。生活中的大事和小事占据了我的心，以后我也就没再去注意史蒂夫先生和他的群书了。

    直到遇上了苏珊娜，我才又想起了史蒂夫。苏珊娜是刚住进老人院不久的80岁老人。她是个典雅娴静的老人，但却不是个愉快的老人，终日忧心忡忡的。一天，我去给她送新洗好的衣服，见她正一个人暗自垂泪。“你为什么伤心？”在她回答我之前，我一眼扫到了桌上立着的一幅老先生的黑白照片，以及镜框边上的几朵鲜花。“那是我先生，去年走的。”苏珊娜用她的泪眼望着我。我弯下腰，轻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