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中国因为美国的参战而欢欣鼓舞，相信胜利已经不再遥远。仅仅过了一年，即到了1943年，人们的情绪却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工薪阶层营养不良，悲观失望的情绪已经难以掩饰。

    1943年3月间，美国《时尚》杂志的记者为来访的宋美龄女士拍摄了一幅沙龙照。她穿着典雅的紧身旗袍，说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伴随着蒋介石站在光荣的顶峰，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她获得了国会议员们的热烈掌声。这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作为大国领袖与罗斯福、丘吉尔坐在了一起。这是蒋介石夫妇荣耀的顶点，但致命的是，他们在国内统治上的弱点已经在这一年显露出来。光辉与阴影就这样结伴而来，显得极不和谐。

    这一年，由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遭遇车祸去世，蒋介石继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到此为止，他已经获得了所有的最高名位，还在拼命地强化他个人的权力，但政府的无能并不因此而改变。他面临众多问题：他的政治对手共产党在不断提高谈判的条件；他的参谋长史迪威向他索要更多的军事权力；美国舆论从上一年的赞美也转而报道许多对蒋介石政府不利的消息；美国的驻华外交人员主动与共产党接触；日本军队准备发动孤注一掷的最后攻势；在野的反对党派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他们加强了政治活动，要求政治公开。蒋介石的权力开始遭遇到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他在领导抗战中积累的威望已经被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所抵消。

    在重庆的美国人都觉察到了社会气氛的紧张，日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当时正在重庆做情报工作，与当地的知识界多有接触。1943年8月他写道：“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依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率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利之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

    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美国树立的美好印象也开始崩塌，就像一个充气过了分的气球一样，处于快要爆炸的危险状态，幻想的破灭也是在1943年夏。在中国生活长大的赛珍珠曾以《大地》一书荣获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大地》一书就是以中国农村为题材的。蒋介石夫妇喜欢庐山，而庐山也是赛珍珠居住过的地方。但赛珍珠不喜欢宋美龄曾在美国风靡一时的谈吐，她评价宋美龄作为罗斯福的宾客，她的举止如同一个任性的公主。有一次她接到宋的侍从打来的电话，说，请马上来，夫人要接见你。赛珍珠从宾夕法尼亚的珀卡西镇匆匆赶来，却发现自己并未受到邀请。要找她的是宋美龄的随员陈珍珠，只说了句“对不起”就了事了。《纽约时报》记者鲍德温则在《读者文摘》第8号上以一名军事记者的身份反映了美国驻昆明的军人长期以来存在的幻灭感。

    对重庆政府来说，危险信号已经不断发出。中国政府实行统治时一向特别依赖道德的声望，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历来不过是稀疏而分散地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的行政和司法官员构成的薄薄的一个阶层。作为统治者，与其说依靠实力，不如说依靠威信和它的公众形象，当人们从怀疑发展到确信它是不道德的政府时，这个政权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

    重庆政府想控制日益升腾的物价，但到1943年，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越加恶化了。从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年开始，物价直线上升，1943年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城市内工人及公务员、教师等几乎无法正常生活下去。在所有居民中，城市居民要比乡村中的农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威害，而在城市居民中，军人、低级公务员、教师阶层的生活以致生存受到了最严重的威胁，而他们是国民政府权力的重要基础。在大后方囤积居奇的奸商、贪污的官员、走私的军官、控制外汇兑换的权贵等阶层生活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