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当他因公出差必须离开阿尔布开克的情况下，他才感到遗憾。

    他最后一次吸进沁人心肺的空气，使之充满那瘦瘦的胸膛，感到或多或少地恢复了一些精神，通过开着的餐厅玻璃门走进房子里。他关上门，喊道，“爱丝苔尔，来点咖啡怎么样？”

    “早好了，正等着哩！”她也喊着回答。“在会客室里！”

    他发现爱丝苔尔蟋缩在宽扶手椅里。她的紫灰色头发用卷发器卷起来，肥大的浴袍将她胖大的身躯和椅子一起罩了起来。他肯定，她很像一顶舒适的印第安人帐篷。她正在读里斯曼的《个人主义再思考》，那种专心致志的劲头表示着她的自我完善。现在，她放下书，站起来，从微型电热盘上取来咖啡壶。萨姆走向对面的扶手椅，就像由吊车放下来似的，将瘦长的骨架吱吱咯咯地安放进椅子里。他一坐下，两条细长腿伸出去，便轻松地呻吟了一下。

    “你的动静像个老翁，”爱丝苔尔说，一边将咖啡倒进漆木桌上的杯子里。

    “《圣经》上说，男人到了49，泰然呻吟有自由。”

    “那就无病呻吟好了。你完成不少了吧？”

    “洗了一些我在小瀑布周围拍的资料。这墨西哥太阳太亮了，要找到正确的清晰度就得像丧家犬一样。还好，《皮塔哈亚》进展顺利，差不多快完了，我想再有几星期就可脱手。你打字打得怎样了？”

    “我赶上你了，”爱丝苔尔说着，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你一写出剩下的那些说明，我就把它们打出来。”

    萨姆尝了尝咖啡，用劲吹着，最后有滋有味地喝起来，剩下半杯放了回去。他摘下无边方眼镜——他女儿称之为“舒伯特眼镜”——因为上面蒙了一层蒸气，随着又感到不太对劲，顺理了一下凌乱的黄灰色头发，用一个手指将高耸的眉毛逐个抿了抿，最后寻找到一支雪茄。他正准备点烟，突然扫视了一圈。“玛丽在哪儿？她回来了吗？”

    “萨姆，才10点15分。”

    “我以为比这还晚。我的双腿感觉时间比你说的要晚。”他点燃雪茄，又喝了一口咖啡。“我今天几乎没见到她——”

    “我们难得见到你，在后面那个黑洞里，一趴就是几个小时，一个人起码应知道来吃饭。你吃了三明治了吗？”

    “见鬼，我忘了拿碟子和盘子来。”他放下空杯子。“对，我涮过碟子。”又吸了一口雪茄，喷出一团烟云，问道，“她什么时间出去的？”

    “你说什么？”爱丝苔尔已经重新读起书来了。

    “玛丽。她什么时间离开的？”

    “7点左右。”

    “今晚是谁——又是沙夫尔那小子吗？”

    “对，尼尔-沙夫尔。他带她到布罗菲家的一个生日晚会上去了。你想，莉昂娜-布罗菲17岁了。”

    “你想，玛丽-卡普维茨16了。我无法想象的是玛丽能从那个布罗菲家女孩身上看到什么。她是绝对空虚的，而且她穿戴的……”

    爱丝苔尔将书搁到膝盖上。“莉昂娜没什么可说的，值得你反对的倒是她的父母。”

    萨姆嗤之以鼻。“我讨厌任何将所谓美国精神的标志贴到自己车上的人——上帝，我经常想这些人脑瓜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为什么有人将他们是美国人这一事实在美国四处招摇。不用说，他们是美国人，可我们也是，在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人都是。真他妈的令人怀疑，他们想说明什么——想标榜他们是超级美国人、特殊美国人、比一般美国人更美国的美国人？他们是否想证明，一切别人或许在某一天想推翻政府，或者向一股外国势力出卖机密，而他们贴上的标志则证明他们保准不会那样做，一生一世都不会？在那些煞费苦心来证明自己的公民权和忠心的人们的内心世界里，究竟是一些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