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懵懂地看着曹英的律师。

    “有了协议，可以去办正式的离婚手续了呀！”曹英的律师说。

    我恍然醒悟，拍了一下自己脑袋，“哦，是的。”

    “当然，你情绪不好，我们约个时间再去。”

    “我情绪不好吗？”我说，“眼看妇女解放、新生、独立、自由，我情绪能不好吗？我又不是地主恶霸。”

    曹英的律师一笑，可能是因为她觉得我幽默。这是今天她到我家后露出的第一个笑容。“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去。离婚证能早些办也好，今天是星期五。”

    “我和你？去离婚？”我看着不是我妻子的女人说。

    “当然，我是你妻子的律师。她不在，我可以代理。”

    “那么，你去办就是了。我可不可以不去？”

    “除非你也请一个律师。”

    一个小时后，我坐在了曹英的律师车上。我不得不和她去办离婚手续，因为我没有律师。我不需要律师，就像一个注定终审也将维持原判的人，不想破费一样。纵使我花再多的钱，我的婚姻也无法挽救，因为我和曹英的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她现在不是因为穷才不爱我，就像当年她不因为我没钱就不爱我一样。想当年我拮据得只能抽九毛钱一包的“钟山”烟，因为我工资的一半都援助了读书的弟弟，但曹英的爱却使我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和富有的人。而现在我抽烟的规格已经提高到了十五块钱一包的“５５５”，偶尔还能抽上三四十块钱一包的“玉溪”、“中华”，我的生活质量蒸蒸日上，但婚姻却走向了坟墓。我现在正朝坟墓驶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有一个小时，我和曹英的婚姻将彻底地被埋葬。即或婚姻存续，我还是曹英的丈夫，曹英还是我的妻子，爱情死去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曹英的律师开着车，进城穿街游刃自如，想必已有不短的车龄。她的年纪也不过三十出头，就成了价值超过二十万的汽车的车主。如果这样的女车主貌美风骚，那是势在必得。可这位女子算不上美，只能说不难看而已。相貌平平的女人比比皆是，拥有香车的能有几个？而我身边的这位女人竟能出类拔萃，这是为什么？

    “看来，律师真是个好职业。”我说。

    “此话怎讲？”她歪了一下头说。

    “因为，”我说，“多少当事人的辛酸，乃至血汗，都凝聚或寄托在你们律师身上呀！”

    “这话说的，我怎么觉得特别阴毒呀？好像我们律师是资本家剥削者似的。”

    “有为弱者或无助者亲自开车和竭诚帮助的资本家剥削者么？”

    “没有。”

    “那律师怎么会是资本家剥削者呢？”

    她又歪过头来，看了看我，说：“你真应该去当律师。”

    “为什么？”

    “因为你会狡辩。”

    “我的这一才能是我妻子教会的，她也是一名律师。”

    “再过一会，她就不是你的妻子了。”

    “我知道。”

    我摁了摁腿上的信封，硬硬的东西还在信封里。那是我和曹英的结婚证，我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在床底下的鞋盒找到它。谁把它装在了那里？什么时候？不记得了。一个没有鞋的鞋盒子，谁想结婚证会藏在其中？谁想到结婚证在结婚后还会那么重要？它有教授的职称资格证重要么？没有。结婚是为了离婚，或结婚才有离婚，结婚证是留着离婚用的，谁想到呀？

    我把结婚证从信封里拿出来，看着这个折腾我的东西，我百感交集，像失败者看见红旗一样。我多久不看这红本子了？三年？五年？我想是六年，因为我和曹英结婚已经六年了。六年前为了得到这本东西，我是费了多大劲呀！它是我俩与曹英的父母斗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