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而非地说着一些道听途说半真半假的社会新闻，我觉得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写作价值。喝酒接近尾声的时候，在城隍庙给人看相算命的刘半仙说他下午给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看相并威胁他说“气数已尽，当迅即解劫除灾，化凶归吉，若不悬崖勒马，家破人亡。”刘半仙的自吹自擂引起了巨大的嘲笑声，都说县委书记怎么能轻易上你的当。刘半仙赌咒发誓说，他下午拉住一个过路的胖子，估计他是领导干部，就蒙了他几句，谁知那个肚子很大的领导干部当场脸色就灰了，悄悄地将他拽到宾馆里求刘半仙细说原委并为他解劫除灾，刘半仙到宾馆后胡说八道一通，竟骗了三百块钱，抽了有半包“中华”烟还在宾馆洗了个热水澡，他说他确实听到在场的一个年轻人喊肚子大的人吴书记。胡四说也许是乡里的书记或村书记，刘半仙觉得大家有点蔑视他，很恼火，他说乡书记村书记是不可能抽“中华”的，也不可能掏三百块钱给他。为了表明他确实赚了一笔后的慷慨和有福同享，他当即起身跑到巷口的小铺子里买来了三斤“柳河大曲”二斤卤猪蹄四小袋花生米给大伙尽兴。大伙也就高兴了起来。刘半仙说看来县里书记县长“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是可以成立的，他说合安县的一个副县长郑天良已经被判了死刑，受贿索贿五百多万，比胡长青还多一百万，情妇就养了七八个。大伙觉得这条消息很没意思，枪毙副省长还有点刺激，副县长等于是小鱼小虾，杀副县长就像杀鸡，没有悬念，不好玩。

    我听得骨头里风声鹤唳。我放下手中有些冰凉的酒瓶，对刘半仙说：“这不可能！”刘半仙根本不想睬我，他说他有一个表侄在省城当律师，正在为郑天良辩护，我说能不能让我见一见你这位表侄，的士费我来付，刘半仙说枪毙一个副县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没有看到报纸上关于我舅舅郑天良判处死刑的消息，去年冬天我在省报上看到我舅舅是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十二年前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过我舅舅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风越来越凉，天黑了下来，巷口电线杆上一盏路灯很勉强地亮了。

    我从牙缝里挤出一百三十块钱，请我认识的省法制报记者李成品到“枫林假日酒店”三十二楼旋转餐厅喝了一晚上啤酒，向他打听郑天良案件的真假。

    李成品对我说：“这个案子现在当然不能报道，县处级干部要等到枪毙后才能见报。省高院终审判决前天才下来，‘十一’前要枪毙一批迎国庆，大多是抢劫强xx杀人的，领导干部好像只有郑天良一个副县长。”

    李成品平静地叙述这件事就像叙述一个毫无意义的陈年往事一样，没有一点情绪，他警告我不要乱写，不是什么钱都能挣的。我连连称是。

    旋转餐厅下的城市里万家灯火，我看到城市的霓虹灯川流不息地闪烁着物质的光辉，那些我看不见的乞丐、小偷、妓女、强盗、盲流们正在夜色的掩盖下倾巢出动，整个城市被欲望折磨得口吐鲜血，一片绚烂的粉碎。

    等到我回到老家合安县调查了解我舅舅郑天良案件内幕时，我舅舅郑天良已经被枪毙了。时间是二000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太阳像一个烂西红柿悬挂在村西伏牛岗玄慧寺的上空，呼啸的西北风刀子一样削过江淮丘陵干裂的土地和乡亲们一张张枯燥的脸，黄昏时分，我舅舅坐在一辆破旧的“伏尔加”车子里听到村里传来了一些琐碎的狗叫声，他叫司机小王将车停在玄慧寺后面的土公路上，“车开到村里太招摇，乡亲们会有意见的。”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拾圆的钞票递给司机小王：“汽油费交到县政府行管局，再补一个单子给我就行了。”小王手里攥着钞票有些不知所措：“郑县长，汽油费只要六块钱。”

    我舅舅走下汽车的时候，我家西厢屋里的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