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很暗了，每个人的脸都含糊不清。母亲躺在一张铺满了稻草的床上，声音灰暗而软弱：“两个月了，三十剂方子都吃下去了，你们不要瞒我了，不是胃溃疡……”

    屋里弥漫着一层浓厚的中药的味道，父亲蜷在墙角的凳子上默默地抽烟，像一只气息奄奄的虾。没有人说话。

    父亲去灶屋里烧晚饭，我到村口的井里挑满了一缸水。当我将最后一桶水倒进缸里时，父亲叫住了我。我看到灶堂里的柴火照亮了他酱色的脸和脸上与皱纹同样深刻的绝望。他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你明天去找王三娘来做老衣（寿衣），留几百块钱让孙拐腿他们来割一口好棺材，大叶杨材质松，是不是用杉木的？”灶堂里的烟灰源源不断地从灶口吐出来，父亲的脸如同一块肮脏的破抹布。

    我没有说话，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听到屋外的风声此起彼伏，整个村庄和村庄里光秃秃的树在风声中四分五裂。

    这么多年来，村里死去的乡亲们基本上与寿终正寝无关，他们大多数是在生了病后因无钱医治而从医院抬回来坐以待毙，像我母亲这样患了癌症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提前放弃治疗，杀一只鸡，用买药的钱换几两肉炖了，让病人最后享一些口福，感念一下亲人们的恩情。我从小时候就知道了村里好多人都是临死前床头放着一碗肉，吃肉是我故乡父老乡亲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这种理想以一种残酷方式呈现在咽气的惨景中，我总觉得这跟电影中枪毙犯人前让他们喝酒吃肉虽然时间地点不同，但性质一样。

    我中专毕业两年多了，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农药厂分给我抵工资的二百多瓶农药一瓶也没卖掉，我不敢从县城拉回家来，母亲非常聪明，她已经感到了我们以胃溃疡欺骗她，近些天她反复唠叨说家里菜地里虫子已经钻到卷心菜心了，再不打农药过冬的菜就腌不成了。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对农药的强烈渴望。这几天我只对父亲说一句话：“家里的菜地不许打农药，我也不会把农药带回来。”父亲说你去城里带几瓶回来吧，省得花钱买。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天彻底地黑了，如同我此刻黑暗的心情。屋里没有开灯。舅舅郑天良在黑暗中悄悄推开了我家的院子里那扇腐朽的木门，他的身后尾随着一些忠于职守的狗叫声。

    父亲开了灯，我看见舅舅穿着一身朴素的衣裳，如门板一样结实的身材站在光线幽暗的灶屋里顶天立地，舅舅对于我和父亲就像海难中无望的求生者抓住了最后一块木板，这种时候，哪怕是一根稻草也会给我们带来希望。我用袖子抹了抹并没有灰尘的凳子让舅舅坐，舅舅却跟父亲一起蹲到了灶堂下，手伸向灶口取暖。

    舅舅郑天良说：“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你们明天就坐汽车到南京肿瘤医院去治病。”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命令性的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专制的声音此刻无比亲切，它给了我们死里逃生的信心和力量。于是我给舅舅倒了一碗水，我舅舅郑天良副县长蹲在灶堂下边咕咕噜噜猛喝一气。

    父亲说：“我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还不如给他妈买点肉吃，他妈最喜欢吃红烧肉，眼见这就吃不成了。”父亲的眼睛里注满了浑浊的泪水。

    舅舅说：“不行，没有钱，发动亲戚朋友大家一起凑！”

    舅舅说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后，立即来到西厢屋里看我母亲，一个强悍的汉子那般温和似水地轻轻地坐在我母亲的床边，他抓着我母亲的手说：“姐，我来看你了。”

    母亲软弱无力地说了“兄弟”两个字就泣不成声地哭了，我也站在一旁抹眼泪，舅舅小心谨慎地帮我母亲掖好被子，说：“姐，明天你就去南京看病，会好的。”

    母亲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来：“兄弟，我是看不好了，有你这份心我死也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