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爷发动村里的人都到玄慧寺跟军管会的人拼命，坚决不让带走外乡女人。一个身体结实的军管会的汉子手拎盒子炮向空中开了两枪，然后又用冒着枪烟的枪管顶了一下帽子，大声地说：“这个女人是国民党的军医，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是破坏新生革命政权的死敌。”

    乡亲们被盒子炮镇住了，再也没有人往前冲。我刚满周岁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怀里像一只鸭子，他被枪声吓哭了。

    外乡女人被五花大绑地捆走了。据交待，她是被国民党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征招入伍的，因为她害怕战争，就当了国民党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子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痨，没人照顾哥哥。这些供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军管会很快就在县城红草湖边将她枪毙了，第一枪击中胸部，她倒在河滩上痉挛了好一阵，后来枪手又走到近处对准她脑袋补了一枪，才打碎头颅，淌出一滩血糊糊的脑浆来。那个女人叫江可馨，时年二十一岁。

    这段历史对我舅舅的一生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他的生命是以外婆的的死为代价的，他的生命同时又是与玄慧寺和玄慧寺里的另一个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将在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产生重要意义。

    一九六0年，我十一岁的舅舅郑天良上了镇上的初中，村里饿死了很多人，我外公也在一个夏天的黄昏一头栽在村食堂的锅灶边，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村里每天都在死人，村前荒凉的土地上新坟此起彼伏。树皮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亲就曾告诉过我说，麻雀老鼠救过我们家的命，她后来一直都不愿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们家的粮食和豆子。母亲那时已经嫁给了我父亲，外公死后，她经常设圈套将老鼠麻雀逮进笼子里，然后用盐腌咸，再烤熟送到二十里外的镇中学给我舅舅吃。冬天实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亲就到江苏去讨饭，寒冬腊月流着鼻涕沿门乞讨，过十天半个月，就将要回来的米和面送到学校去，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母亲走了一天才赶到学校，他在校门口见到我舅舅时，一头就栽倒在雪地里。我舅舅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这些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说过，每当说到这些事时，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发誓要让母亲后半生过上好日子，可我母亲四十六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至今不能原谅舅舅当年的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无法抹去的经历，如果我舅舅当时真的代表一种原则和理想而六亲不认的话，那他又为什么成为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既然你今天为腐败付出了头颅的代价，为什么当初又假装正经而不批一张只要半寸宽的条子。

    舅舅郑天良究竟一开始就在表演，还是后来走向了堕落？这是我对这么一个巨大反差灵魂的一次追问和破译。我走进了一个看不清谜面找不到谜底的谜语中。

    我舅舅郑天良高中毕业的时候，高考已经取消了，他回到了村里。村支书说：“你文化高，就在村里当兽医吧！”

    舅舅说行。舅舅很快就成了全村全公社最有名的兽医，村里为人看病的赤脚医生是村支书小学毕业的小姨子殷小红，经常将有小病的人看出大病来，将有大病的人看成死路一条。于是，夜深人静时，经常有村民偷偷地找我舅舅郑天良看病。我舅舅实际上成了一个既看畜牲又看人的双料医生，就像一个优秀的双重间谍一样，在人和兽的两个领域里行走。我不想把这种经历看成是对他后来人生的比喻，但我无法控制这种不可理喻的联想。没办法。

    我舅舅原本是一个农民，一个手艺高明的兽医，那时候每个生产队每年都要给十几头刚发育成熟的小公牛做计划生育手术，舅舅骟牛拿工分不拿钱，每个生产队长们出于对手艺人的尊重，常常将牛卵子送给我舅舅，我舅舅拒腐蚀永不沾，从来不拿牛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