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东西吧！”

    夫人迟慢地接过钱币，对女儿说：“胜美，咱们上街吧。”女儿一直和妈妈好，事事都信妈妈的。

    两人便上街去了。

    夫人说得也对：他虽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可是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到底是不是“彭德怀死党”？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种罪名，这可是有关他的政治生命问题，不可不弄清楚。但是，现在正在清查“三种人”，从北京到各地，有不少造反派还掌着权。他所尊敬的彭总已经与世长辞了。

    有一天，单主任来看他，并建议：现在揭批“四人帮”，将来会怎么发展呢？谁也说不清楚。可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有时会风云突变。你现在的问题，上边还没有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还没有结论。所以现在还是“戴罪之身”。你的问题由北京管，连档案也都调到北京了。北京对你没有个说法，省里也不能给你定什么性质。可是，通过组织解决，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要解决问题快一些，你在北京有很多老战友，不如到北京去找找老战友，请他们说句话，那真是一言九鼎，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能了解当前一些情况和政策的走向也好。

    这个建议有理。于是，张敬怀在心中扒着手指数着，从总参、总后、总政到地方各机关、团体，有七八个人可以找，即使他们不管自己的问题，了解些情况，决定自己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总是有易处的吧！

    他下了这个决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忽然想起来一个叫侯卓夫的老战友。

    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们肩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国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是邻居，彼此经常来往。他的那个小儿子，小名叫“大圣”，还是他给取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得知：侯卓夫在什么“文革领导小组”当过几天领导，大字报常常见他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找找侯卓夫，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张敬怀就这么决定了。他还让单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志、战友、领导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怎么走法，到北京的住处是一个问题。他想十年监狱生活，自己脱离社会太久了，坐坐硬板车，住在小店里，了解点社情民情也是好事。

    便自己到车站买了车票，次日就乘硬板火车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记得，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书一出车站，汽车就把他接到了京西宾馆。现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车，好像掉到汪洋大海里，在人群的浪花中拥来拥去，不知道怎么走，往哪里走。他在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叫做“太阳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务员问了许多事，觉得长了不少知识。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务员的指点，碰运气去了。

    张敬怀先是打电话问他事先开列的名单上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乡还没有回来。他按照原来的一个旧地址去找抗战时一个老同志。公共汽车路过新华门前，他知道这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汽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访”者，要求平反他们的冤案，交通警察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们疏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却调到云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位夫人，为他打了十来个电话，才打听到侯卓夫的地址和电话。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阳升”旅社。他打电话到侯卓夫家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他不好意思问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儿还是保姆。张敬怀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侯首长的老战友，那女人才告诉他：首长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说，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贵卿，他目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