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怀回到省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省委常委会议。原来的省革委会，凡是解放军在“支左”中任职的领导人，现在一律调回了部队。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基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成员。杨同理仍然担任省委书记，其他人为副书记和常委。张敬怀和他们从红卫兵冲散那次省委会议之后，十多年来没有见过面。杨同理可是老多了，满脸皱纹，像蛛网似的，面色油黑，但看来还算健康。其他委员们，十年浩劫中，也都没有见过面。这第一次省委会议，也算是个“见面会”，彼此握过手之后，从感情上讲，都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呀！”但是谁也没有说话，劫难之后的沉痛，压倒了要说话的愿望。

    “现在开会！”杨同理宣布。他向长方形的大会议桌扫了一眼，好久没有说第二句话，好像要哭的样子。他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说：“不是都回来了吗？什么也别说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了。……”

    杨同理又看了看会议桌周围的同志，发现只缺少一个人，那就是原纪律检查委员会方一宙书记。办公厅那个靠造反起家的“刘司令”，因为他的违纪行为，方一宙处分过他，方一宙在长期的批斗中，没有挺过酷刑这一关，去世了。杨同理说：“原来的常委，就缺方一宙同志了。为了他的不幸，我们默哀三分钟！请大家起立。”

    大家站起来，低头默哀。

    ……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关于谁抓政策的“拔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和清查“三种人”的问题，没有定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实际上造反就是一切，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整顿了一段，大见成效。可是却来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乱了套。

    现在清理“三种人”的任务还很重，一部分造反派还在台上，“两个凡是”，还很流行。平反冤案的阻力也很大。

    最后，杨同理说：“我看由张敬怀同志抓这项工作吧。谁受过的磨难最多，感同身受，抓得会最紧。大家同意吧？”

    同志们都同意。杨同理问张敬怀：“敬怀同志，怎么样？”

    张敬怀说：“我接受任务。”

    张敬怀在翠谷山庄的那些日子里，两个造反派抢占的房子被退了出来，小院中间砌的那堵不三不四的墙壁，拆掉了。经过简单的修缮、整理、粉刷、打扫，楼院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被没收的几千册书籍，也搬回来了。这是张敬怀最高兴的一件事。办公厅单主任，又给拉来几件家具，已经像个家了。

    “家”是恢复了。可是张敬怀和夫人艾荣、女儿胜美的感情，还是难于“修复”。矛盾还是发生在艾荣工作的安排上。

    第一件事，还是艾荣的工作安排和级别待遇问题，夫妇还是没有解开疙瘩。

    第二件事，是关于女儿的入学问题。胜美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在县里那个中学，教育水平很低，这次回城，艾荣想让女儿进“育才中学”。一般高干子弟，都进这个学校。艾荣让他打电话给教育局，把孩子送进去。张敬怀就是不肯。

    艾荣几乎是吼叫着向他说：“跟你这个首长，好事没有份儿，你被打倒，我们可都占光了！你对老婆孩子亏不亏呀！”

    张敬怀坚持说：“在我这个岗位，就得讲党性，就得按原则办！”

    艾荣说：“去你的原则党性吧。你为什么脱军装？你为什么坐十年监狱？不都是什么党性原则的结果吗？”

    此话捅到了张敬怀的痛处。张敬怀也吼起来：“不许你胡说！”

    ……

    张敬怀暗自伤怀：“家”是有了，可是它还是破碎的呀！

    张敬怀只休息两天，就上班了。按照分工，他除了管原来文教那一摊，又兼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