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广场的西边，有一处范围不大的地块，那里的街道交错纵横，把自己分割成许多狭长的细条，成为“胡同”。这些“胡同”离奇古怪，弯弯曲曲。有时一条街道自己本身就会交叉一次或者两次。有个艺术家曾经发现这里可能会存在的一种情况。想象一下，有个采集者拿着钱，去买颜料、纸张和画布，在街道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处，没有花掉手中的一分钱，那才有意思呢！

    不久，搞艺术的人就纷纷来到这个奇特的古色古香的格林尼治村，在这里到处寻觅着租房子。他们要找那种有朝北的窗户、有18世纪的尖顶山墙和有荷兰式的阁楼的住房，而且租金要低廉。在这里安顿下来后，他们从第六大道买来一些大口酒杯和几个火锅。渐渐地，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艺术区”。

    在一座楼层低矮的砖房建筑的顶楼上，苏艾和琼西合租下了她们自己的画室。“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一家名叫“戴尔蒙尼克之家”的餐厅吃饭时认识的。两人很快就发现，她们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调拌菊苣色拉，还是在衣服的式样上，情趣都非常一致。于是两人就一起租下了这间画室。

    那还是五月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漠、无形的生客（医生管他叫肺炎）游荡徘徊在这一地区，用他冰冷的手指在这里触到一个，又于那里带走一个。在华盛顿广场的东部地区，这个施虐者更是肆无忌惮，一下子就夺走了几十个人的生命。不过，在西部这边，在这迷宫似的长满青苔的曲径小巷里，他却放缓了他的脚步。

    肺炎先生可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行侠仗义的老绅士。一个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脸上已没有了血色的纤弱女子，本不该是这个有着红红的拳头、气喘吁吁的老家伙看得上眼的猎物。然而，他却袭击了弱不禁风的琼西。现在的琼西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一张上过漆的铁床上，通过荷兰式的小窗户，她的眼睛望着对面砖房的光秃秃的外墙。

    一天早晨，那个到处出诊忙碌着的大夫叫苏艾跟着他来到门厅，他扬了扬他又粗又浓的灰白眉毛说：

    “依我看，她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了。”大夫往下甩着温度计里的水银柱，“那一成的希望就是她有想活下去的意念。如果一个人想着要去照顾殡仪馆里的生意，所有的医药都会失去效用的。你的这位朋友似乎已经确信，她已经不会好起来了。在她心里，有她特别牵挂的事情吗？”

    “她——她想着有一天能到那不勒斯海湾写生。”苏艾说。

    “画画？——那不行！在她的心里，有没有特别值得她怀念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苏艾说，嘴里像含上了一片单簧口琴，“一个值得她珍爱的男人——可是，喔，没有，医生。她心里没有那样的男人。”

    “哦，那就不好办了，”医生说，“我会竭尽我的所能，做我的医术可以做到的一切。但是，每当我的病人开始计算起她葬礼上出殡马车的数量时，我就得把医药治愈的可能性减掉百分之五十了。如果你能够叫她对冬季的新款大衣袖口的式样有了兴趣，我就敢说，她的治愈不是有一成而是有五成的希望了。”

    在医生走了以后，苏艾回到了工作室，大哭了一场，直到把一块餐巾哭得湿漉漉。临了，她拿着画板，哼着爵士乐的调子，打起精神，走进到琼西的房间。

    琼西面朝着窗户，纹丝不动地躺在被子里面。苏艾想她一定是睡着了，停止了哼着的曲子。

    苏艾架好画板，开始为一家杂志社的短篇小说画起钢笔画的插图。年轻的艺术家们必须通过为杂志上的故事做插图，来为他们进入艺术的殿堂铺平道路。正像年轻的作家们需要通过为杂志写小说，来为自己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