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在他家附近看到我们，就把我们两个添加到他收集的标本中去。

    古德罗和我躲了五天，没有在他们家附近露面，想等着这老头子的气消下去点儿再说。可等到我们再去往她家的时候，梅·玛莎·曼格姆和她的父亲已经离开了。离开了！他们租住的房子已经上了锁，他们仅有的财物也都搬走了。

    古德罗和我谁也没有从梅·玛莎那里听到一句告别的话——在山楂树上，她也没有给我们系上一个迎风飘摆的纸条；她没有在门柱上用粉笔画上一个记号，也没有在邮局留下一张明信片，给我们一些提示。

    古德罗和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各自想尽了招数去寻找逃亡者的踪迹。我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火车站的售票员、出租马车行里的伙计、火车上的乘务员，还有我们镇上的唯一的一个警察，结果也是毫无所获。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可以说是成为了关系更好的朋友，同时又是更加相互戒备的情敌。每天下班后，我们都要在斯奈德酒馆后面的房间里聚会，玩骨牌、聊天。我们两个都是话中有话，都想从对方口里套出一些消息，看看对方最近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情敌之间往往是如此。

    现在，古德罗在表现他的学问的时候，总要对我嘲讽上几句，说我是属于这样的一类人，只配读读“简·瑞真可怜，她的小鸟死了，没有什么东西可玩了”之类的读物。不过，我还是挺喜欢古德罗的，尽管我看不起他在大学里学到的那些书本知识，而且人们都认为我是那种心地宽厚的人，所以我没有跟他去生气。我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梅·玛莎的消息，因此我耐着性子，继续同他来往。

    有天下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对我说：

    “埃德，就算是有一天你找到她了，你想想看，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曼格姆小姐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她受的教育也许不多，可是她所追求的注定要比你能给予她的那些东西更为高尚。在谈话中间我发现，没有谁似乎比她更懂得欣赏古代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以及那些吸收并发展了古人之人生哲学的近代文人的魅力。所以，你难道不认为你寻找她，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吗？”

    “在我看来，”我说，“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就是在得克萨斯草原上有一幢里面有八间屋子的大房子，周围橡树葱茏，宅邸旁边还有一泓池水。”我接着说，“在客厅里，放着一架带自动弹奏器的钢琴，牧场上的栅栏里养着三千头牛，一辆四轮马车和拴在柱子上的小马随时听候着太太，也就是曼格姆小姐的使用。曼格姆小姐随心所愿地享受着牧场的财富。她与我相厮守，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烟斗藏到我晚上找不到的地方，幸福的家庭，”我说，“将会是这个样子。你的那些课程啦，文人崇拜啦，哲学啦，连士麦拿地摊上卖的那种干瘪了的无花果都不如。”

    “她是为更高尚的东西而生的。”古德罗·班克斯重复道。

    “不管她是为什么而生的，”我回答说，“眼下，我们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没有你的学问的帮助，我也能尽快地找到她。”

    “这副牌没法玩了。”古德罗说着放下了手中的骨牌，我们喝起了啤酒。

    不久，一个我认识的年轻人来到了城里，给我带来了一张折叠起来的蓝颜色的纸。他说他爷爷刚刚去世。我忍住了悲痛，没有让眼泪掉出来，然后，他接着说他爷爷把这张纸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二十年。他把这张纸作为他遗产的一部分，留给了他的家人。其他的财产还包括两头骡子，一块不长庄稼的土地。

    这张纸有年头了，它上面所标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是废奴主义者反对分裂主义者时期所使用的那种纸张。上面记载着价值相当于三十万美元的十驮金、银币的埋藏地点。老朗德尔——也就是孙子山姆的祖父——从一个曾参加过宝藏埋藏的西班牙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