蔑视，都会驱使他公开露面一段时间。

    从哥本哈根的凯斯楚普机场飞来的SAS航班，在伦敦机场大楼前的跑道上最后向前冲了一下，慢慢前进了几英尺，不动了。引擎响了几秒钟，然后也停了下来。几分钟内，舷梯就已放好，乘客鱼贯而出，纷纷向舱口的空乘人员点头告别，走了下来。

    在候机大楼的瞭望台上，有个亚麻色头发的男人把他的墨镜推至前额，用望远镜观察走下飞机的乘客。排队拾阶而下的乘客已是今天早上他观察的第六批了。温暖的阳光下，瞭望台上布满接机的人，大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要等的人。所以我们这位“观察者”的行为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当第八位旅客走出来，在阳光下直起身子时，平台上的人开始兴奋起来，紧盯着这位新到的旅客走下楼梯。这位旅客从丹麦来，不是神父就是牧师，身着一袭灰色教袍，领口处戴着白色的领圈。他已年近五十，中等长短的铁灰色头发从前额向后梳着，但面容显得较为年轻；高个子，宽肩膀，看起来身体不错，身材几乎和那个在平台上观察他的人一样。

    当旅客们排队进入入境大厅，准备护照检查、通关的时候，豺狼把望远镜塞进身旁的皮质公文包里。然后，他合上公文包，悄悄地转身穿过玻璃门，下楼进入主厅。十五分钟后，那个丹麦牧师提着一个旅行包和一个箱子从海关大厅走了出来。看来没人接他，他先在巴克莱银行柜台换了点钱。

    六周以后，从他接受丹麦警方讯问时的回答来看，他当时并没留意身边站着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年轻英国人。至少他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表面上看，那个英国人是在柜台前排队等候，但实际是在透过墨镜静静地观察着这个丹麦人的相貌特征。

    但当他从主厅出来，登上英国欧洲航空公司开往克伦威尔街的机场大巴时，这个英国人就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拎着一个公文包，他们是坐同一辆车到的伦敦。

    到站的时候，丹麦人停了几分钟，等自己的箱子从巴士后面的行李拖车上卸下来，然后经过服务台，向着标有“出租车”字样的箭头标志走去。与此同时，豺狼从巴士的后面绕过来，穿过机场大巴停靠站，朝员工停车场走去。他事先把车停在了那里。他把公文包扔在敞篷跑车的副驾驶座上，把车开到巴士停靠站左边靠墙的位置停了下来。在右边柱子支撑的拱顶下，有一条长长的待客出租车队伍，他可以在这个位置将其一览无遗。丹麦人上了第三辆出租车，驶入克伦威尔街，向骑士桥开去。跑车也紧随其后。

    出租车把牧师放在了半月街一家舒适的小旅馆前。跑车则驶过旅馆门口，花了几分钟在柯曾街的另外一边找了个空位停了下来。豺狼把公文包锁在后备箱里，在谢泼德市场的报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的午间版，五分钟之内回到了旅馆的前厅。又等了二十五分钟，丹麦人走下楼，把房间钥匙交给前台服务小姐。她把钥匙挂了起来，钥匙在钩子上晃了几秒钟。那个坐在前厅扶手椅里的人显然是在等朋友，待丹麦人走进餐厅，他便把手里的报纸放低了一点，看到钥匙的号码是四十七号。又过了几分钟，前台小姐回到后面的办公室为另一位客人确认剧场的订位，没人注意到这个戴墨镜的人悄悄溜上了楼。

    四十七号房间的门关得很严实，用两英寸宽的云母片打不开，再配上画家用的那种弹力调色刀，才终于把弹簧锁的锁芯顶开。牧师只是下楼吃午饭，护照就放在旁边的桌上。豺狼回到走廊上时，前后还不到三十秒。他没有动牧师的支票夹，这是为了让有关机构在没有偷窃证据的情况下，说服这个丹麦人，他只是把他的护照忘在什么地方了。事后证明也的确是这样。丹麦人又花了很久才喝完他的咖啡，而英国人早就走远了。下午晚些时候，牧师告诉酒店经理，他的护照不见了。经理在房间里找了一遍，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