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尔斯基很倒霉，周三早上没有电话要打；如果有，他肯定不会登上他的航班。给普瓦捷先生的信还等在格子里。他取了五封信，锁进钢匣子里，急忙赶回酒店。九点半的时候，罗丹中校把信和匣子都取了去。没他的事了，他可以回房休息了。下一班是从晚上七点开始，他要在屋顶值勤。

    他在房间里停了一下，只是为了拿那把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罗丹从来不让他带枪出门）。他把枪塞进肩膀的枪套里。如果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上衣，那么枪和枪套的突起在一百码外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不过他的衣服做得十分蹩脚，所以尽管鼓出了一大块，枪和枪套挂在他身上，也只是像个鼓鼓囊囊的口袋。他拿了一卷橡皮膏，与他前天买的贝雷帽一起塞进上衣。他还把过去六个月攒的里拉和法国法郎装进口袋，然后关上门，走了。

    电梯口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抬头看着他。

    “他们让我去打个电话。”科瓦尔斯基说道，拇指向上指了指上面的九楼。值班警卫什么都没说，只是在电梯到的时候看了看他。科瓦尔斯基步入电梯，几秒钟后他就在街上了，戴着大号的墨镜。

    街对面的咖啡馆里有个男人手里拿着一份《今日周刊》。波兰人前后张望着找出租车的时候，他把杂志放低了一点，透过深色墨镜打量着科瓦尔斯基。科瓦尔斯基见没车过来，便向街角走去。拿杂志的男人离开咖啡馆的露台，走到街边。一辆小菲亚特从一排顺着人行道停放着的车中开出，停在他对面。他钻进车，菲亚特车用步行的速度慢慢跟在科瓦尔斯基的后面。

    科瓦尔斯基在街角看到一辆正在转悠的出租车，招手将其拦了下来。“去菲乌米奇诺。”他对司机说。

    科瓦尔斯基来到机场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时，安全局的人悄悄地跟着他。科瓦尔斯基用现金买了票，他向柜台服务小姐表示，他没有手提箱或是手提行李。他被告知，一小时零五分钟后会广播通知十一点十五分飞往马赛的航班旅客登机。

    为了打发时间，这位前外籍军团士兵信步走进机场的自助餐馆。他买了杯咖啡，端到落地窗前，望着往来的飞机。虽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运作的，不过他喜欢机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飞机的引擎声就意味着德国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苏式强击机或是美国的“空中堡垒”；后来在越南，它们意味着B-26或是“天空侵略者”的空中支援；在阿尔及利亚的山区，它们意味着法国的“神秘”战斗机或是“富加”教练机。但在民用机场，他喜欢看着飞机像银色的大鸟一样从天而降。引擎停止轰鸣，飞机降落在地面之前，就像用线挂在空中一样。虽说他在社交方面很胆小，但他喜欢看机场无休止的喧闹。也许，他想，如果他的生活和现在不同的话，他很可能会在机场工作。但他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思绪又转到西尔维身上。他那棒槌一样的眉毛紧拧起来，显得愈发浓黑。这是不对的，他严肃地告诉自己，她要死了，而那些在巴黎高高在上的混蛋们却活得好好的，这不公平。罗丹上校告诉过他那些人的事，他们是如何使法国沦落，如何出卖了军队，摧毁了军团，抛弃了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把他们扔给恐怖分子。罗丹上校从来都没错过。

    广播通知他的航班开始登机了，他跟着大家鱼贯穿过玻璃门，在炎热似火的停机坪的白色水泥地上走了约一百码，来到飞机前。在瞭望台上，两名罗兰上校的特工看着他一步步爬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现在戴着黑色的贝雷帽，脸颊一侧贴着橡皮膏。其中一个特工转向同伴，疲惫地扬了扬眉毛。一看到飞往马赛的那架喷气式飞机起飞，两个人便离开栏杆。穿越大厅的途中，他们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停了下来，其中一个拨了个罗马本地号码。他对电话那头的人报上一个基督